全球主要经济体政策未脱离危机救助体系，政策正常化步伐步履维艰；经济运行虽回升后企稳，但整体水准普遍低于危机前状态。
1.仍未走出的危机阴影
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十年，作为危机肇源地的美国，其国民经济增长实质上在危机过后的2年，即2010年就恢复正常：GDP增长2010-2016平稳运行在1.5-2.9间，平均为2.2，虽然比危机前20年的均值3.0左右的水平略低，但波动减少。从欧洲情况看，欧元区经济运行状况也大抵如此：经济增长在略低于危机前均值的水平上企稳。然而，作为救市重要举措的超级宽松货币政策却几成常态，美联储9月会议的声明虽然表态将很快开始缩表，但也向市场明示了更为缓慢的升息节奏，向市场发出利率正常化和数量正常化都将缓慢的明确信号。
一度加快的FED升息预期，再度放慢。2015年12月，FED首度升息，利率正常化的市场预期开启，市场预期2016年将有4次加息行为，实际仅在2016年底加息1次；2016年底FED于危机后第2次加息时，市场原已消退的FED利率正常化预期再度重启，预期2017年将会有3次加息行为。然而当2017年9月FED会议后，即使如预期的加息行为，也减慢了市场的利率未来上升预期。人们普遍认为，金融危机的阴影仍在，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仍很高。
除了货币难以很快撤出导致央行报表仍然超常规庞大外，欧美的工业产能利用率也如经济一样，虽很快从危机状态回升并企稳，但持续低于危机前的正常水平。产能利用水平不能恢复到过去的常态，经济运行中压力就不会消除。中国消除产能过剩的压力，正是造成许多海外机构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的重要原因之一。综合来看，全球主要经济体政策未脱离危机救助体系，政策正常化步伐步履维艰；经济运行虽回升后企稳，但整体水准普遍要低于危机前状态。市场普遍感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仍会完全消除，经济仍处在消化危机阶段。
2.令人迷惑的危机性质
是商业周期引发这次危机，还是危机引发商业周期，这是个鸡先蛋后的问题，很难回答。其实，除了理论界之外，大部分人更关心的是危机的时长问题，市场投资者、政策制定者更感兴趣的是危机冲击的大小，反应方式，经济复苏步伐等。
金融危机总是与商业周期联系在一起的，危机时长问题市场通常从商业周期的角度来解释，如果经济和市场很快走出了危机，那么市场就认为这次危机是短周期的结果；本次危机阴影延续了十年之久，市场认为这是因为本次商业周期是长周期。从商业周期的角度理解危机时长，实际上是认可了商业周期是危机的因这一前提，但市场在很多情况下又是认为危机才是导致这次经济周期低迷的。抛开危机和周期间的因果争论，危机时长又等同于周期时长问题了！
本次危机阴影已延续了十年，意味着这次周期底部也有了十年之久。如果说金融体系有缺陷，比如监管不足造成高风险的“次贷”产品过度发展等，这些技术性修补工作十年时间里，应该早已完成。虽然经济已企稳，资本市场创了历史新高，但危机的阴影仍在。显然，人们并不认为技术修补是可以让经济恢复正常的。危机发生后，1%的觉醒、保护白人等民众社会运动风潮，使得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贫富差距过大，这一似乎消失的命题重新回到公众视野。
2014年，关注贫富差距的《21世纪资本论》在经济学界引起广泛关注；不过，法国托马斯•皮凯蒂的这本新书，只是提及了现象，并未对背后原因进行深究。也许他认为，现代贫富差距扩大，只是马克思1个多世纪前《资本论》中工人贫困化发展的现代表现，至少从书名看有这个启示。
马克思认为，商业周期的长短和机器寿命是直接关联。显然，在现代工业社会，机器设备的使用周期越来越长，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带来的普遍性新设备投资，那么周期底部会越来越长。随着周期的延长，贫富差距问题会突出化，从而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平民社会运动增多。这正是当前我们看到的现象。资本积累扩大了贫富差距，与技术进步的非连续性一道，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的发生。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这个危机的性质决定了危机时长扩大的趋势：没有最长、只有更长，直至毁灭。这样看来，危机后经济的普遍下台阶和持续低迷，是危机前几十年技术持续快速进步阶段结束的结果：自上世纪80年代石油危机结束以来，新能源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带来的持续的设备投资，导致了全球经济持续30余年的繁荣。
然而，在危机后诸多的政策争论中可以看出，市场更普遍地认为，2008年危机是结构性危机，是国内金融缺陷的产物，是国际政策缺乏协调的结果，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这次危机和之前的危机一样，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信用危机，是商业周期的产物。这次危机阴影延续较长，只不过是正好本次商业周期是20年的中长周期。
3.全球经济重心持续转移
上世纪90年代，在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新兴市场”这个词汇开始逐渐取代“不发达国家”这个称谓，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力开始显现。彼时亚洲金融危机还未发生，亚洲“四小龙”生龙活虎，“东亚奇迹”风头正盛，虽然后来发生的危机让人们反思了东亚的增长模式，但广大发展中国家实际上也从这次危机中吸取了教训，世行、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也对国际金融体系做了修正。
进入21世纪后，一个更代表新兴市场良好发展势头的新名词横空出世——“金砖国家”，美国高盛公司于2001年首次提出“金砖国家”这一概念，并迅速为市场所接受和普及开来。虽然有人认为，高盛公司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是为了推销自己投资于新兴市场的资管产品。但不可否认，正是新兴市场的蓬勃发展势头，让发达国家的高盛等金融机构需要将资产全球配置，并使得其配置于新兴市场的产品和概念，迅速得到普及。现在，“金砖国家”由提出之初的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变成了五国（增加南非），由一个金融产品概念变成了政治概念，并进一步由协商交流性质的峰会机制转变成为了国际政治实体。
这一切都表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赶超已取得了很大成效，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在下降，全球经济的重心由欧美火车头转向新兴市场带头国；全球经济南北经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差距在缩小，但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在扩大。发达国家的中产和平民，一方面看外面穷人的收入在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看到国内富人的财富在迅猛增加，唯独自己的境况似没有改善，甚至下降。从人均GDP增长角度，进入新世纪后，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增长持续超过了高收入国家，而在上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高收入国家的增速是超过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2000年，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分别为418.84美元和2456.64美元，而高收入国家为35869.91美元；2016年，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分别为590.33美元、4819.48美元、42035.10美元，增长幅度分别为40.94%、96.18%、17.18%，如此显著的差距，加上人口增长的差异（发达国家整体上是低人口增长率、面临老龄化压力的社会），全球经济重心向新兴市场转移的趋势是明显的。在全球经济分布的转变进程中，危机使得发达国家心理更加失落，从而也延长了走出危机阴影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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