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Jacob Weisberg
翻译：陶小路 《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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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上没活的时候我们抽烟；不想问题的时候我们读《时代周刊》，”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1957年这样写道。智能手机出现以后，这个问题不再有过。我们的手和脑子现在一点都不会闲着，我们持续不断地发短信，发电邮，点赞，发微博，看视频，玩游戏。
根据研究公司eMarketer的数据，美国人每天平均花五个半小时在数字媒体上面，其中，一半以上的时间用在移动设备上。在一些人群中，这个数值要高得多。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根据贝勒大学女生的反馈，她们每天平均使用手机的时间达到10小时。18至24岁这个年龄组中有四分之三的人表示，他们在早上醒来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看手机。根据一项英国所做的调查，我们从起床以后，每天会看221次手机，平均每隔4.3分钟便看1次。这个数字实际上可能还是太低了，因为人们倾向于低估自己使用手机的时间。在2015年的一项盖洛普调查中，61％的人表示，他们看手机的频率低于自己认识的人。
我们转变成“移动设备人”这个过程非常突然。第一个触摸屏iPhone2007年6月上市，第一批安卓手机2008年上市。智能手机的市场渗透率从10％增长到40％所用的时间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消费技术都要短。在美国，智能手机的使用率在三年前刚刚达到50％。然而到了今天，一个人如果不用智能手机会被认为是古怪、或处于社会边缘或是上了年纪。
仿佛一夜之间，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之前人们走在街上会左顾右盼，而现在人们则只会盯着自己的移动设备，这种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不相信智能手机能使我们更安全、更高效，让我们不会感到无聊，如果我们不觉得智能手机如同能够装在口袋里的电脑那样有用，我们不会总是抓着它们不放的。与此同时，智能手机的使用者也会表示自己会感到“沮丧”、“分心”。在2015年的一项皮尤调查中，70％的受访者表示，手机让他们觉得更自由，而30％的人则表示手机像是一根绳索。18到29岁的年龄组中有一半人表示，他们使用手机是为了“避免与周围的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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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利·特克尔（Sherry Turkle）的新书《重新回到谈话中》（Reclaiming Conversation）对社交和移动媒体令人不安的一些方面做了一番探讨，本书语言睿智，观察细致。作为一名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临床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特克尔绝不是持反科技立场。然而，在研究了那么多年人与电脑之间的关系之后，她除了在书中对现象做出描述以外，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她提出了一个强有力观点，即：这个新的通信革命正在降低人际关系的质量：其中包括了家人、朋友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了同事、恋人之间的关系。她描述了为人们所熟悉但又令人心碎的画面：在操场上、餐桌上，父母常常处于分心状态；孩子们因为不能得到父母全心的关注而感到沮丧；在聚会上，在场的朋友要和那些虚拟空间的朋友争夺注意力资源；在教室里，老师们所面对的是一群一心多用的学生；在现在这种约会文化中，人们有了无限多的选择，但是这么多的选择破坏了人们做出情感承诺的能力。
特克尔发现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将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各种设备上的年轻人无法发展出完全独立的自我；她从出版于2011年的《一起孤独》（Alone Together）一书中便开始就这个主题进行探讨。在《一起孤独》中，她研究了与机器人玩具的互动和处于“一刻不停”的联系之中会对青少年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她认为，手机和短信会破坏青少年与父母分离的能力，并且会在一个人成年以后给他/她带来其他障碍。年轻人们在Facebook上展示个人资料会改变他们对自我的呈现方式；将精力投入到游戏中虚拟人物身上会成为他们逃避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困难的方式；面对着隐私的丧失以及持续不断的网络信息的侵扰，他们感到了新的焦虑。
在她的新书中，特克尔表达了一种带有哲学意味、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病学意义上的关切。她认为，因为年轻人们没有在学习如何独处，因而，他们正在失去同情的能力。“让我们得以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是我们独处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我们才能将人们视为不同的、独立的个体，”特克尔写道。那些陷入社交媒体的虚拟世界中不可自拔的人们没有内省的能力，他们产生了一种“我分享故我在”的感觉，一直在为他人塑造自己的身份。这种连续不断的“数字活动”令青少年体验不到独处可以给他们带来的满足感，而是只会感到“离线焦虑”（disconnection anxiety）。
和她早期的著作中一样，特克尔会以一名临床医生同时也是一名人种学家的视角来看待这种同理心的丧失。收入在《重新回到谈话中》的访谈内容都是特克尔从2008年以来所做的数百次访谈中挑选出来的，那是许多高中生和大学生开始使用智能手机的第一年。纽约州北部的一所私立中学里的老师们心情不太好，他们对自己的学生做出了这样的描述：他们没有目光交流，对身体语言不会作出反应；他们在听老师讲话以及与老师交谈上有困难；他们不能站在另一个人的角度看问题；他们不会意识到自己给别人造成了伤害；他们无法建立基于信任的友谊。 “就好像他们所有人都有自闭症一样，”一位老师这样跟她说。 特克尔甚至试图量化这些学生的同理心受损害的程度；她反复援引一项研究，该研究显示，在过去二十年里，大学生产生同情的能力下降了40％——这是标准心理测试给出的数字。
她认为，对年轻人来说，友谊的艺术越来越像是一门将注意力成功地进行分割的艺术。跟一个注意力不集中的人说话让人很不快，但是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平常了。特克尔注意到“友谊技术”取得了巨大发展。早先，她看到孩子们会在自己Facebook的个人资料上花很大力气，他们会努力让自己的个人资料看起来更有魅力。最近，他们开始更倾向于用Snapchat（通过Snapchat发送的消息在被查看后会消失）和Instagram（用户围绕共享照片流进行互动，这些照片通常是由手机拍摄的）。这两个平台将非同时性与短暂性相结合，用户可以展现自我，同时看起来比Facebook上的个人资料要显得更随意、更自然。使用Snapchat的青少年害怕的不是网上记录无法消除，他们怕的是为展示自我预先做准备，因为那样看起来显得用力过猛。
更令特克尔担心的是，社交媒体可以缓解没有中间人进行调解的人际关系中的尴尬。如一个大四学生解释的那样，苹果的FaceTime功能之所以没有受到很多人的欢迎是因为“你必须把手机举到面前，那样一来就没法做任何其他事情了。”但是，也有一些少年会使用FaceTime（他们当然没有比别人多长几条胳臂），通过FaceTime交流成为了他们跟别人面对面交流的替代。它的优点是“你可以随时离开”以及“你可以同时在社交媒体上做其他的事情。”
年轻人从不会在智能手机上通话。他们对实时的对话所做的评论很能说明问题：“我从来没有真正学会如何跟别人进行面对面的交谈。”“即使我和我的朋友在一起，我想表达一个观点的时候也会在线上表达......那样表达起来我感觉更自在。”一个能进常春藤盟校的高中生担心大学会要求自己做“相当多的现场发言”。特克尔写道，总的来说，青少年“明确表示，那种有来有往的、没有经过事先准备的 ‘实时’对话会让你变得脆弱，而这是 ‘不必要的’。”我们读这些讲述的时候，一方面我们会为这些青少年所表现出的逃避人际交往的行为感到沮丧，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钦佩人类在设计新的交流模式上所表现出的聪明才智。有一组学生解释说，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虽然都在一个房间里，他们还是会在面对面的交谈中加入线上的对话。
家庭关系也发展出了新的数字模式和行为方式。在许多情况下，家庭中发生的冲突变成了特克尔所称之为的“短信大战”。她在书中讲了一个名叫科林的年轻人的故事。科林和他父母常常发生冲突，因为他和家里的其他几个孩子达不到他们的期望。科林发现，如果把冲突转移到谷歌聊天工具上，“交流会进行得更顺利”。
科林中断了讲述，给自己提了一个问题，同时也是提给我的问题，“线上交流是否有可能会导致一些东西被损失掉？”科林用了一个商业术语这样回答道：“那种意见存在分歧的面对面交流有怎样的价值主张（value proposition）？”
他想不出应该给出怎样的答案。他的家人处理冲突的方式是通过线上交流让冲突缓和下来。科林觉得他们一家人如今更“高效”了。
不用说，作为心理治疗师的特克尔不认为“高效”会是一个健康的描述家庭的词汇。父母选择以数字方式来管理冲突是为了让自己的情绪处于控制之中，将争吵中那些“凌乱且不理性”的成分剔除出去。“但是当一个人对自己的孩子、伴侣或配偶说： ‘我之所以不见你面是为了跟你交流’这样的话的时候往往也传达出了可能会带来破坏作用的别的意味。”她这样写道。
当我们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对这个人所说的话产生同理心的条件是我们要能够控制自己的感受。如果父母不去那样做，而是直接发短信或电子邮件，孩子们是不会学习到这样一种能力的，或者不会认为这种能力有其价值所在。
在恋爱关系中，通过发短信、在线聊天的方式来缓冲两个人的紧张关系似乎同样有害。特克尔在书中用几页的篇幅讲述了亚当的故事。亚当是一个建筑师，今年36岁。他和他的女友泰莎恋爱了许多年，后来这段恋情走到了尽头，可是他一直走不出来。亚当觉得，当自己和泰莎在一起时，他能够表现出“自己更好的一面”，能够成为更加开放、不那么怀有戒心的人——泰莎需要的是这样的男人。亚当不会给泰莎打电话，而是给她发电子信息，因为那样的话，他能够在交流中间“时不时暂停一下，然后说出对的话”。他仍然对这段恋情中留下来的电子档案十分迷恋：在三年时间里，他每天都会给泰莎发送几十条信息。
他从这些信息中翻出一条信息来，他们有过一次争吵，这条信息就是亚当事后发给泰莎的。亚当说，那次争吵发生过后，他害怕了，他为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感到害怕。但是，他为了缓解紧张气氛，拍了一张自己的脚的照片发给泰莎，并在照片下面写了这样一句话：“看到我这张穿着袜子、踩着洞洞鞋的照片时，要控制住自己的性冲动哦。”亚当表示，如果是当面跟泰莎说话，他的焦虑情绪只会让他求泰莎原谅自己，而他的惊慌情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但是如果是在线上交流，他就可以用幽默来表达他对他们二人的感情能够长久的信心。所以，亚当在这些信息里表现的并不是“真正的”亚当，而是他想成为的亚当。
在斯派克·琼斯（Spike Jonze）执导的电影《她》（Her）中，人工智能成为了男主人公的恋人，“她”给男主人公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同时也不会如女人那样对他提出各种要求。人们认为自己在“肉身不在场”的谈话中所表现出的可以调控的自我更有吸引力。这完全颠倒了情感计算（affective computing）的目标，原本是要让机器变得更像人，但是结果却变成了人在模仿机器人。特克尔表示，数字媒体让人们处于“舒适区”之中，人们认为自己可以“恰到好处”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这种控制感乃是一种幻觉，一种“恰到好处谬误”（Goldilocks fallacy）。在恋爱关系中，我们无法在一段时期内找到两个人之间的理想距离。特克尔这样总结自己的观点：“技术让我们忘记了我们所知道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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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无论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过多的“数字活动”都会造成人们同理心的削弱？特克尔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研究非常弱，所以她只能在书里引用了梭罗的说教，告诉大家孤独有什么样的价值。要找到一个更好的答案，我们应该来考虑一下人们在纯数字关系中是如何互动的。这是美国东北大学传播学教授小约瑟夫·里格尔（Joseph M. Reagle Jr.）关心的问题。在他写的《阅读评论》（Reading the Comments）一书里，他将网络评论定义为一种具有社交性、有回应、字数少、非同时性以及无处不在的电子类型，他关注人们以怎样的方式在网络评论里进行互动。对他来说，他所谓的“网络底部”包括Facebook上的共享内容，BBS以及亚马逊上顾客对产品的评论。
里格尔在上述这些地方进行调查，他希望找到他称之为“意外的亲密场所”——他指的是人们能够用文明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网络社区。他在一些令人惊讶的地方发现了建设性的批评，比如“试阅者”对彼此创作的同人小说（注：利用他们喜欢的作家的作品中的人物角色、故事情节或背景设定等元素进行的二次创作）提供反馈。他还发现了一些群体智慧中的精华内容，比如亚马逊上对一款一氧化碳检测器的标题为“拯救我们的儿子的生命（评分4星）”的评论。但是总的来说，里格尔研究的网络评论所表现出来的倾向与特克尔所观察到的人们在网络上的倾向类似：自恋，自我抑制不复存在，不关心别人的感情。这是一个没有同理心的世界。
匿名评论是最糟糕的，它常常会导致类似于恶性暴徒行为的发生。甚至于有身份辨识的、和缓的谈话也毁于网络上的好斗嘴者、横行霸道者以及恶意挑衅者之手。没有人知道如何防止“戈德温法则”（Godwin's Law）的应验——这个法则的内容是：当在线讨论不断延展时，讨论的参与者总会把其他人或其言行与纳粹主义进行类比。更糟的是，只要是谈到女权主义或者仅仅因为某些女性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就会有人表达仇恨和骚扰的言论。威胁的方式包括人肉（doxing）：将匿名用户的个人信息曝光，比如某人的家庭地址或者这些用户的孩子的照片，以达到恐吓他们的目的。另一种威胁方式是“图像骚扰和通过视觉形式表达的对女性的仇视”：对照片和色情图像进行处理来发出威胁。威胁要实施强暴和暴力的帖子每小时可能会累积到50条，形成“群体攻击”（trollplex），里格尔将其定义为在某个线上的场所针对相同目标发起的、相互之间没有配合的攻击。
里格尔认为，人们之所以会随意地表现出这种残忍态度，部分是因为男性有一种想把女性的吸引力进行量化的冲动；这提醒了我们一件事：Facebook最早就来自于马克·扎克伯格在大学宿舍里搞的Facemash——一个根据哈佛女生的火辣程度进行打分的网站。Twitter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不擅长处理平台上的对人进行辱骂、攻击的帖子，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好多年了。”迪克·科斯托洛（Dick Costolo）去年在一个公司内部论坛上这样写道，不久之后，他便不再担任Twitter首席执行官一职。一个名叫Yik Yak的更新的、校园社交平台似乎专门是为学生匿名诋毁老师以及散布会给人造成伤害的八卦而设计的。尽管里格尔记录了网络评论中的种种丑恶现象，他仍然不想放弃它——包括路透社、Tablet和《今日美国》在内的媒体最近关闭了它们的在线体育栏目的评论功能。“网络评论存在于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必须找到能够有效地使用它的方式，”他写道。
里格尔认为，放弃自由评论意味着放弃互联网的民主承诺。然而，他提出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他说我们应该“找到一些能够让自己的自尊心变强大的方法，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应对无处不在的评论”。对于网络上的种种残酷，我们不能靠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这种方式来应对。我们需要一个对我们的人性不会造成太大侵蚀的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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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在互联网上进行的诸多活动不但对我们自己有害，并且也会互相造成伤害，也许我们应该少做。但是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难以戒断的行为和难以自控的行为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互联网成瘾症”的想法在1995年的一篇戏仿的学术文章中第一次出现。一年后，有心理学家正式提出要将“互联网成瘾症”列入《心理疾病诊断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在当时，一个人如果有强迫性的上网行为还只能在台式电脑或笔记本电脑上表现出来，这成了一个限制因素。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电子邮件和移动技术结合到了一起，那时候说一个人过度依赖科技产品有如床头黑莓手机诱人的闪光一样让人觉得熟悉。
移动技术和社交媒体的进一步结合让过度上网这件事对于年轻人（他们不了解黑莓手机、对电子邮件不感兴趣）来说变得更加熟悉。他们最简单的习惯性活动是查看社交平台上的更新，对朋友们发布的内容表达肯定态度。Facebook于2009年推出“喜欢”按钮，“喜欢”按钮的变种包括Google 上的“ 1”按钮，Pinterest上的“钉”，Instagram上的“心”，Twitter上一开始用的是五角星，后来也用了“心”......人们可以点击它们来表达肯定态度。最成功的移动应用程序都创造了独特的手势，例如在Tinder上滑动（向左滑动表示拒绝），在Instagram上双击（表示喜欢）。
特克尔在写“网络教会我们对它产生需要”这句话的时候，她是在用比喻这种修辞手法。虽然互联网本身可能没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意图，但是那些设计我们与互联网互动方式的人们的确有他们的目的，而且他们的目的非常像特克尔所描述的那样。20年前，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最受欢迎的工作是进高盛或摩根斯坦利。今天，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学生都渴望在社交媒体公司从事产品管理或者设计工作。要从事这些职业需要的学科背景是软件架构、应用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这些学科将我们所知道的人类的弱点用于设计强迫行为。
硅谷一些最成功的应用程序的设计者是斯坦福大学说服技术实验室（Persuasive Technology Lab）的校友，这个实验室是斯坦福大学人类科学和技术高级研究所的一个分支机构。该实验室于1998年由B.J. 福格（B.J.Fogg）成立，根据该中心的网站显示的内容，福格博士毕业时做了一个研究课题，他“使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证明计算机能够以可预测的方式改变人们的想法和行为”。福格现在一边给大学生上课，一边为科技公司开展“说服技术训练营”。他把自己创立的这个研究领域称之为“计算机劝说、感化技术”（captology），“captology”这个英文词来自于“computers as persuasive technology”（将计算机运用于说服技术）的缩写词。作为一门研究如何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并使他们难以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的学科，这个名字取得很恰当。福格的行为模型中有这样一点：通过运用他所谓的“触发器”来让人建立习惯，比如Facebook动态消息里的链接和照片就是“触发器”，它主要由Facebook上的朋友所发的帖子组成。
福格的学生之一尼尔·艾亚尔（Nir Eyal）在他的《上瘾：如何开发能够让人形成习惯的产品》（Hooked：How to Build Habit-Forming Products）一书中提供了一份实用指南。艾亚尔之前是一名游戏设计师，他此前还是斯坦福商学研究生院应用消费心理学教授。他解释了为什么像Facebook这样的应用程序会如此卓有成效。他写道，一个成功的应用程序创建了一个“持续性的常规行为”或者一套可以循环的行为。这样一个应用程序让人产生了一种需要，并且提供了对这种需要短暂的满足。“无聊、孤独、沮丧、混乱和犹豫不决的感觉经常会引起轻微的疼痛或刺激，这时，我们会在几乎一瞬间做出某种无意识行为来减轻这种负面感受。随着用户在体验到某些 ‘内部触发’时转向您的产品，慢慢的，这种联系便会变成一种习惯。”
一款应用程序的经济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户在它上面花费多少时间——假定其使用量可以转化为广告收入。Facebook的美国用户平均每天用在它上面的超过40分钟，这个时间非常可观。是什么促使人们在Facebook上面投入那么多时间？对此艾亚尔的解释是，Facebook的触发机制是“FOMO”（fear of missing out，害怕错过最新消息）。社交网络让用户感到自己处于与他人的联系之中，同时也会获得一种确认感，前面说到的这种担心也就随之消除；另外，用户能够通过社交网络获得认可。在Facebook上，一个人是通过他/她所得到的点赞、评论和朋友的数量来展现自己的社会地位的；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提升也是通过他/她所获得的点赞、评论和朋友的数量的增加来体现的。在艾亚尔看来，“签到”这个动作会让大脑分泌多巴胺，于是人们便会渴望再来一次这个动作。应用程序设计师们将基本的“老虎机心理学”运用到应用程序的设计上来， “奖励”的变化（签到时能够得到什么）对于吸引用户注意力来说至关重要。
艾亚尔认为Instagram是一个让人更难以抑制的触发机制。他写道：“Instagram是一个有进取心的团队所取得的成绩之典范——这个团队里的成员不仅精于技术，而且精通心理学。它为用户创造了一种能够让他们形成习惯的产品，使用Instagram随后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他看来，Instagram正在超越一般意义上的FOMO，它让用户产生了一种“担心错过某个特别时刻”的焦虑之感。往Instagram上贴照片便可以缓解这种不安之感。2012年，Facebook以10亿美元的低价收购了Instagram这家只有13名员工的创业公司。“这次收购表明，能够让用户形成习惯的技术具有越来越强大力量，并且能够创造巨大的商业价值。”换句话说，Instagram实在太让人上瘾，Facebook必须要把它买下来。
当然，在Facebook上发贴或者在Instagram上传照片会让全球人的FOMO水平上升。艾亚尔所描述的是一个闭合的循环过程：焦虑先是被制造出来，然后得到缓解，他似乎没有能站在人类的角度充分理解自己所描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其他人在做什么？他们对我有什么看法？我对他们有什么看法？艾亚尔在他的书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了自己在道德上的考虑，他表示应用程序开发者应该只卖他们自己相信的产品。但是，他的书整体读起来像一个烟草行业撰写的关于控制香烟中所含尼古丁水平的文件。设计者们可以利用人的某些心理（如投资者行为偏差）来吸引用户上钩——投资者行为偏差是指，一旦你在某个工具上花时间，让它变得更个性化，你就更有可能会使用它。但是，艾亚尔写道，一个应用程序应该先提供奖励（例如有趣的信息），然后才要求用户对其投入。另一个心理学工具是合理化，它指的是如果一个人花了很多时间做某事，这个人会觉得这件事必然是有价值的。
特克尔反对使用“成瘾”一词，因为它意味着“你必须丢弃令你上瘾的物品”，而我们“不大可能会丢掉互联网”。但是，当特克尔书中的受访者描述自己所做的事情时，许多人自然地开始使用与物质滥用（烟、酒或者毒品）、戒除和康复有关的一些语言。人们会在口语中会把上网称为过把瘾，将不使用社交媒体称为戒除毒瘾。互联网行业里的人也会用这种方式来谈论。因为技术的原因，人们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更多是情感上面的，而非身体上的。但是如果你读的越多，你就越有可能感到我们正处在一场新的鸦片战争之中；在这场战争中，营销人员已经把让用户上瘾作为了自己明确的商业战略。只是这一次，毒贩子们手上拿的不是鸦片，而是色彩鲜艳的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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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特克尔在书里的描述，几乎每一种人际关系都受到了人们对电子产品的依赖所造成的损害，但是她仍然保持乐观态度，她认为我们可以将技术控制在我们手里，或者就她的书的标题那样，她相信我们可以重新回到面对面的谈话中来。甚至是那些记不得社交媒体之前的世界是怎样的青少年都对没有社交媒体的生活表达了怀念之情。有一个地方还可以让他们能够全神贯注地体验友谊，这个地方就是不让带电子设备的夏令营；在夏令营里待了六个星期以后的他们刚变得更加细心以及富有同情心，一回到家里就又立刻进入了机器环绕的世界。
我们如何一方面能够享受移动和社交媒体所带来的乐趣和好处，同时又能抵制其对我们精力的消耗，也能够对其反社会的方面进行抗衡？ 特克尔只是很笼统地探讨了疗救的方法，也许是因为目前没有许多好的解决方案。她认为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在一段时间里只做一件事情，多和人面对面交谈，对自己做一些限制，比如餐桌上不用电子设备。她还建议大家读《瓦尔登湖》。
作为消费者，我们还可以给技术公司施压，要求它们设计一些不会让注意力太分散的应用程序。如果说在目前的产品设计者中有良心人物，那么他肯定是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特里斯坦·哈里斯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时是B.J. 福格的学生，直到最近，他一直是Google的一名工程师。YouTube上可以看到哈里斯所做的几场演讲，演讲中，哈里斯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注意力经济”正在推动我们所有人以我们认为效率低下且不能让人满意的方式去花费时间，但是我们对此又没有足够的控制能力。科技公司之间竞相比拼谁能更多满足我们的低级需求，帮助我们更好地利用时间的得不到奖赏，而那些让我们盲目地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的公司则会大发其财。
哈里斯希望工程师设计消费技术的时候能够多考虑对人类有价值的方面，比如“合理利用时间”。他所提出的大部分建议是对一些应用程序进行“微调”；另外，他希望应用程序可以发出更多鼓励人们做出有意识选择的信号。例如，Gmail或Facebook在运行前可以先询问用户当天准备在它上面花费多少时间，当用户的使用时间接近定下的时限时对其进行提醒。重新设计消息类的应用程序，减少其对人的干扰。对于那些令用户觉得太容易上瘾所以经常删除的游戏，iTunes可以降低对其的评分。
这些都是有用的建议，我们需要更周到的应用程序以及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应用程序的应用程序。但是，这些建议似乎也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人们虽然有对电子产品进行更人本主义设计的愿望，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愿望被创业经济的迫切要求所压倒。只要软件工程师继续直接向儿童提供免费、容易上瘾的产品，那些自己本身在电子产品的使用上就难以自控的父母便无法对自己的孩子施加管控。要保护自己，光靠我们客客气气地要求这些计算机劝说技术的徒子徒孙们少给我们一些容易上瘾的产品是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