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产业数字化升级田野调查实录《从连接到激活：数字化与中国产业新循环》（以下简称《从连接到激活》），正式在京东、当当等渠道上架发售。该书由腾讯授权，知名财经作家秦朔主编、戚德志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作序，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CEO汤道生，TCL集团创始人李东生，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蔚来创始人李斌等联袂推荐。
《从连接到激活》一书通过大量的实地走访，翔实收录了10大行业、超过20家政企的数字化转型全历程，涵盖新消费领域奈雪的茶、完美日记，出行领域蔚来汽车、乘车码，生活服务领域顺丰、贝壳找房，工业领域树根互联、华星光电，零售领域步步高、天虹股份，农业领域壹号土猪等，以及智慧教育领域的天津和平区教育局、深圳大学等案例。通过书中案例，也可以窥见数字技术落地进程当中，从教育体系内外流程到供应链上下游的协作模式，各个环节的创新再造，全景式洞察“数字中国”的脉络和背后的故事。
此外，书中还收录了腾讯汤道生与秦朔的万字访谈实录，完整披露腾讯产业互联网自2018年战略启动以来，在助力包括上述政企在内的实体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过程中，腾讯的战略思考和行动，以及产业互联网对激活产业、社会价值的意义等。汤道生认为，产业数字化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没有一招制胜，产业互联网希望通过激活生产、激活组织、激活用户，助力各行各业实现降本增效和创新发展。
以下为本书第七章原文，标题为《智慧教育 激活“星辰大海”的向往》：
开篇
“如果想造一艘船，你先要做的不是催促人们去收集木材，也不是忙着分配工作和发布命令，而是——激起他们对浩瀚无垠的大海的向往。”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在《小王子》中写下的这段话，因为透视了教育的无限高远与脚踏实地，至今仍是教育行业经常引用的经典。
然而，言辞的美妙终究掩盖不了绵延千年的教育难题：怎么让教育更有效果？如何评估教育的效果？怎么让教育之光公平地照射在每个学生身上？又该如何让每个学生个性得到释放生长？
一个个终极追问，从孔子的“有教无类”绵延到产业互联网时代。相同的是，已经存在的问题一个都没少。不同的是，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问题——“乔布斯之问”:“为什么计算机改变了几乎所有领域，却唯独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小得令人吃惊？”去世之前，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曾多次发出这个感慨。
2011年9月，美国联邦教育部长邓肯给出了他的答案：“教育没有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为了让大家理解结构性变化没能发生的背后原因，他提出了一连串追问：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在做教育信息化，但教育行业的投入和产出始终不成比例，为什么我们在教育领域信息化上的投入很大，却没有产生像生产和流通领域那样的变革效果？
在这点上，中美并无差异。以中国为例，信息化技术诞生之后，教育的信息化一直不断前行：早在20世纪50年代，基于广播体系推出的教学模式在扫除文盲行动中功不可没，并且逐渐演变成了80年代的“电大”；而随着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到90年代、21世纪前几年又产生了“远程教育”，再到这几年的“直播课”“互动教学”，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技术接过了教育信息化的接力棒。可是，效果到底如何？
四年前，同样的问题落在了天津市和平区新上任的教育信息化管理中心主任卢冬梅身上。
在讲台上站了20多年，卢冬梅依然觉得，学生的世界存在一个个看不清、摸不透的阴暗角落，而数据转型就是用数据照亮这些角落，让每个学生看到更多未来的可能性，实现理想。
最初上任的一年多时间里，卢冬梅在网上一看到名字里带“大数据”三个字的书就买回来看，每天在团队技术“大牛”的午休时间拉着他给自己解释各种术语。团队拍合影时，每个人都穿一件红蓝相间的格子衫“致敬程序员”。
她跟银行合作，让学校有更多资金购买智能硬件。她也跟腾讯合作，让和平区所有学校都用上“智慧校园”。这个产品仿佛是学校的大脑，不仅可以让学生实现远程上课，还能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教学服务，让学校管理更有效率，也更有质量，甚至可以为学生的未来选择提供指导。
不只是中小学，通过数据中台，高校也可以方便地进行教学管理、数据整合等日常工作。在深圳大学，一张虚拟校园卡可以自助开出教师资格、工资收入、考试成绩、出国申请等各项证明。吉林大学珠海学院与腾讯合作，借助微信、企业微信、QQ等工具，让学校的品牌触达每个考生，仅用往年1/4的招生人力，达到了往年7倍以上的招生效果。
现场教学与在线教学的“黑板 屏幕”模式，让翻转课堂成为现实，VR头盔、辅助电子屏等设备帮助深圳大学滞留在欧洲和非洲的留学生实时在线，随机互动。
腾讯产业互联网学堂与深圳大学计算机与软件学院联袂开设软件工程特色班“腾班”，以新工科作为切入点，根据项目所需将整个研发、测试流程贯通。没有教材、没有教案、没有PPT，在老师们的努力下，几十门新课就这样一门门推出。
变革之下，一个个教育的“黑匣子”被点亮、激活。
天津和平区教育局：
用数据照亮每一处阴影
和平区拥有44所各级学校、7000名教职工、6万名学生。卢冬梅接到的“题目”是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帮助和平区完成教育信息化转型，让课堂学业信息上网，教研教学工作上云。尽管此前的她，是一个从没接触过计算机底层技术的语文老师。一开始，卢冬梅还是像以前一样，时常在朋友圈写诗。“你还在写诗，本身就说明内心深处对这个转型不认可，没有下定决心要做信息化。”新同事说。卢冬梅听了，再没写过诗。“如果我还在那儿沿着感性的思维方式往下走，那就真的转不了型了。”她说。
从启动算起，和平区第十九中学的信息化工作已20多年。和平区第十九中学的信息主任胡嘉用了20多年做这一件事。刚开始，学校里连计算机都没几台，老师们的PPT都需要她帮忙做。现在，计算机教室大了，投影仪从胶片换成了激光。
上任不久，卢冬梅就在全区的学校做了一次走访调研。她发现，班级里配备的信息化硬件就像公开课时的“表演道具”，并没有用到实处。调研到第十九中学时，胡嘉给学生们一人发了一台平板电脑，可一连网就“顶不住了”。“一个人上网无所谓，但是几十个人同时上网，你拿软件集成控制，而且是常态化使用，那就有问题。”胡嘉没想遮掩过去，她直接告诉卢冬梅，这个问题她解决不了。
如果要解决网络问题，学校里所有用于网络信号转发的交换机都要更换。“这事动静太大。而且为了用一个平板电脑，干那么大动静不值。”此外，平板电脑的管理、充电等问题，胡嘉说，“我都解决不了。”
卢冬梅对胡嘉的话深有体会。调研结束后，她把十九中选为信息化改革的试点校，就是因为胡嘉“敢说话”。卢冬梅到任后，迅速和团队确立了自己的定位——互联网企业和教育之间的“连接器”。他们参考互联网企业的组织架构，组建了研发、运营维护、网络安全三个工作组，形成内部闭环。
十九中率先试点了腾讯的智慧校园产品，包括线上选课、云课堂、综合素质评价等应用。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次老师和家长们的接受度都比较高，因为这款产品不需要单独下载App，可以直接在微信里使用，省去了很多培训的步骤。为了抢到孩子喜欢的课，许多家长像等“双十一”一样捧着手机，有的课程从开始到抢完只用了2.4秒。
“家长最关心的始终是学习和考试。”之前做课程改革的时候，卢冬梅带着学生阅读文献、画思维导图、组织对抗赛，压缩了日常的学科课时，也收到过“不务正业”的质疑。可她觉得，与拉长课时相比，更重要的是如何提升课堂效率。
2020年疫情期间，为了保证学生们的线上学习，从卢冬梅到胡嘉，再到腾讯智慧校园的团队，几乎所有人都没在半夜12点前睡过觉，一直在测试产品、沟通需求。开学当天，信息中心的大屏幕上显示的平台点击量高达321万次。现在，卢冬梅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在办公室的大屏幕上看一下智慧校园的使用情况。数据高的时候，她就开心，“就像看股票指数一样”。
卢冬梅像看股票指数一样每天观察智慧校园使用数据
在不能复学的那四个月里，全区所有优秀教师把课程都录成了短视频，投放到智慧校园的精品云课平台上，供学生反复观看。学生不仅能在线上课，还可以在线考试、提交作业，有的学校还结合“费曼学习法”，帮助学生通过线上的方式进行科学记忆。如果有需要背诵的课文，学生们就在手机前捂着眼睛背完，上传给老师检查。复学之后，科技在教学中的力量也并未消失，就连学生的校园卡都能用来答题。腾讯为和平区的学生们更新了三代校园卡，校园卡可以连接蓝牙，卡身背面有几个英文字母，以及“确认”和“取消”按钮，老师在课上出题，学生在卡上就可以即时答题。
2020年，和平区的高考平均成绩达到620多分，比第二名高出了100多分，较往年的差距拉大了一倍以上。和平区教育局局长明建平问卢冬梅：“你算算那个分，是不是算错了？”在介绍和平区教育信息化的时候，卢冬梅很多时候并不想多说在应试上取得的成绩，因为“应试太简单了”。
成绩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
卢冬梅的女儿2021年上小学五年级，也在使用智慧校园。有时候，卢冬梅会专门调出她的上课数据，发现她的上课时间比班上同学少了一半，而且很少有反复点开的课程，有的课程观看时间只有十几秒。
卢冬梅很生气，回家问女儿，可女儿“振振有词”，说是课程“没意思”。
她开始反思：课程点击量低，也许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课程本身设计得还不够吸引人。开放选课时，有的课程提前做了许多准备，但报名人数却是0。
“这就是优胜劣汰的现实。”卢冬梅说，“当数据延伸到了对课程的影响时，我们就会发现，教育信息化已经成为教育变革的一个内生动力。”
疫情期间，卢冬梅发现每周三的上课数据总是突然下降，周四又有所回升。她分析周三是学生们的心理疲惫期，建议学校在这一天开设一些相对轻松的课程。除了上课，有的学校通过智慧校园记录了学生和家长在家种花种菜的过程，还有的学校做到了“云升旗”“云班会”“云画展”，甚至让大家在线上一起做眼保健操和课间操，让孩子们在疫情期间也“不那么孤独”。
有的学校建在菜市场旁边，很多家长都是小商小贩，孩子想学编程，但承担不了课外培训课程的费用。腾讯经过沟通，决定给这所学校提供一套免费的编程课，和学校临时组织的团队相互磨合，经常半夜12点后群里还在讨论。有40多个学生选了这门课，过了不久，他们已经可以编写小游戏了。
腾讯智慧校园里还有一个“综合素质评价”的应用。卢冬梅团队成员到各个学校官网上抓取面向学生组织的各种活动的新闻报道，最终列了全区所有中小学学生活动的清单，大概有800项。然后，有教学经验的卢冬梅就负责告诉程序员，每项活动提升了学生的哪些素质，最终所有活动归纳成了五大维度：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和社会实践。
基于大数据和学生兴趣开发的漂流图书馆
明建平相信，对教学数据的分析利用是提升教学质量、帮助学生成长的关键一步。
对于学校，可以了解哪些活动学生参与得最多；对于学生，也可以提升他们参与活动的热情。胡嘉经常在小区里看到有学生在做引体向上，然后在手机上进行实时打卡，有的孩子还自发形成了竞赛。一个寒假下来，有人从一次只能做三四个涨到了十几个。
相比学习成绩，卢冬梅更在意的是女儿是不是健康快乐，未来能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来到信息中心之后，她始终在思索，如何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让家长更了解孩子的学习状况，减轻教育焦虑。
“成绩并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胡嘉说，“我们一定是为了让孩子上清华、北大吗？并不是。我们是为了让孩子在该接受教育的年纪正常地进行学习。所以用信息化手段从数据上挖掘根源，给家长提供依据和建议，这是目的的一部分。”
教育信息化要“中西医结合”
腾讯智慧校园的“课堂教学助手”功能可以打通课前、课中和课后的数据流。学生通过校园卡跟老师互动。课后，根据课堂上答题的情况自动生成错题本。有的学校每个年级每周五中午进行一次英语测试，随后数据分和错题会一起发送给家长。家长看到孩子在每个学科中的知识点掌握情况，就不会再让孩子做无用的补习。
“我们哪怕只做到一点点，最起码让家长知道逼孩子上补习班是没有必要的，能省点钱、省点时间，孩子的幸福感就会提高一点点。”卢冬梅说。
卢冬梅希望大数据能像水母一样，展开细密的触角，触摸到每个学生在未来的可能性。通过编程，机器会自动筛选出那些比较特殊的数据。数据显示，全区部分学生常年早到，再结合学业和食堂数据，卢冬梅发现那些长期早到且没有吃早餐的孩子，在学习成绩上确实会存在问题。团队讨论后认为，如果要长期大规模做下去，就可能产生一个建模。孩子只要产生了早到学校且不吃早餐这两个数据，就可以认为后面有可能出现学业问题，需要学校予以关注。
一位《英国侨报》的记者听完这个故事，激动地拥抱了卢冬梅。她说：“我们曾经认为应试教育很不人性，对孩子不好。但是你讲的这个故事，虽然是很细微的小事，但让我感觉很温暖。”
明建平觉得，教育信息化要“中西医结合”。“数据和情感要同时发挥作用。机器永远代替不了人和人之间的交流，老师有老师的价值。”明建平说。
现在，卢冬梅已经很少看大数据相关的书了。她最近在看的一本书叫《为什么》，专门讲因果关系的。“其实咱们做大数据模型，就是要知道这个数据所呈现出来的含义，那我们就要知道为什么它能说明这个含义。如果你证明不了其中的因果关系，这个数据模型就很危险了。”卢冬梅说。
在一次团队讨论后，写满了字的白板上写着一句话：“技术可以out（输出），理念必须in（输入）。”
深圳大学：
以数字化激活高校之变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教育部召集高校会议，每个省选派代表，讨论线上开课的问题。参加了那次会议的深圳大学信息中心副主任秦斌有两个最大的感受。第一，中国很大，中国高校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很难有一套通用的解决方案。第二，深圳大学是一个特例，深圳大学的所思所想所做，很难被简单拷贝。会议上，不少学校还在说能不能上网、有没有4G的问题，还有相当多一部分学校讨论的是电脑、投影器材、中控、音箱等多媒体设备的问题。但在深圳大学，多媒体早在2005年前后就已经成为每间教室的标配，学生宿舍里有40G的专用宽带。不少学校的2025年规划目标，深圳大学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实现。
2000年前后，深圳大学就在探讨数字化校园的建设规划。2005年有过一次对数字化校园的顶层设计规划，但后来由于扩建，经费不足，未能启动。
2012年，深圳大学请IBM团队，用了8个月时间，以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校园标杆作为参照，整理了66个垂直业务系统。但这次，因为所需经费与预算之间无法弥合的鸿沟，最终也不了了之。
2015年、2016年前后，深圳大学开始与腾讯集团合作，最终找到了基于微信、小程序的解决方案。
2017年9月21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双一流大学工程”开始实质性推进。2019年12月18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公布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高水平专业建设计划第一轮建设计划名单，“双高计划”箭在弦上。“双高计划”和“双一流大学工程”，作为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国家层面的战略性工程，意味着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不断增加，中国高校的数字化转型必将进入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腾讯在智慧城市方面有诸多实践，而高校校园也像一个缩小版的城市系统。只要将底层技术能力做一定裁剪，匹配高校的应用场景即可。腾讯做科技公司该做的事情，底座之上的空间，具体的教学管理、学生管理等业务场景留给产业公司。就像广东政务平台“粤省事”，上千项便民服务并不是由同一家公司提供，可能来自千百家公司，一家会开发小程序的公司，就可以在腾讯的底座上开发一项便民服务应用。
深圳大学的“校园卡”平台就是在这个逻辑下产生的。上面搭载了800多项服务，完全就是一个高校版的“粤省事”。
秦斌说，深圳大学的校园里生活了6万多人，各种身份的人都有。在属地化管理的制度框架下，一所高校就是一个小社会。在人与人的连接方面，微信有天然优势。“校园卡”平台正是在微信、企业微信、小程序的基础上开发的。
而“校园卡”平台背后，有60多个服务QQ群，每个院系的教学秘书和外包客服不停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将产品和运营有机结合，从而激活了整个平台。这是深圳大学的创新之处，也是这座城市赋予深圳大学的最为宝贵的基因之一。
传统的实体校园卡只能用来吃饭、借书，很难拓展其他功能。而虚拟校园卡除了具备实体卡的所有功能，还可以在校庆的时候抢红包，也可以用于访客、新生任务、成绩单发放等场景。
秦斌说：“在学校里，你可以轻松证明你是你自己。”虚拟校园卡的另外一项独特功能，是保留学生与学校之间的长期连接。很多学生毕业后，几乎不再跟学校有什么关联，即便留了电话号码，也很难保证在10年、20年后不会换号码。而基于微信的虚拟校园卡，不管是学校庆典还是公益募捐，校方可以轻松触达每一个昔日学子，便捷且高效。
学生使用校园卡在学校内实现衣食住行一码通行
更重要的是，高校的数字化转型已经有机会涉及人才培养等核心职能。比如，传统的招生方式是安排上百名老师，花三四个月时间，用各种方式推发广告，希望获得最好的生源。但学校好不好，经常要看就业好不好，就业办的人认为这不关我的事，是由教学质量决定；教学部门的人认为这不关我的事，跟招到什么样的学生有关；招生部门的人认为这不关我的事，招不到好学生是因为就业不好。
数字化为打破这种死循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借助于微信、企业微信、QQ等工具，从就业和招生切入，让学校的品牌触达每个考生，将学校的真实情况更好地触达到高三学生。吉林大学珠海学院与腾讯合作，仅用往年1/4的招生人力，达到了往年7倍以上的招生效果。
高校课堂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教学方式是上课老师教学，下课学生做作业。所谓翻转课堂，就是把这一流程翻转为学生课前先完成学习，课堂时间变为老师的个性化答疑。数字化时代的在线教学让这种翻转不再困难：老师提前录好录像，供学生学习。真正到了课堂上，就可以创造氛围，开展项目式学习或者基于任务的学习。再加上VR头盔、辅助电子屏等设备，身临其境的场景教学同样可能实现。
疫情之下，现场教学与在线教学的“黑板 屏幕”模式也将成为常态。这两年，深圳大学有留学生滞留在欧洲和非洲，但他们的课程并没有耽误，现场教学的时候，欧洲和非洲的学生通过腾讯课堂接入。相距遥远的师生共处同一时空，实时在线，随机互动。
接下来，深圳大学计划在三年内实现虚拟现实的直播场景，让学生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身处”教室。
互联网提供的数字化技术和工具，正为一根教鞭、一块黑板注入新的内涵。
“腾班”之“特”
教育信息化为高校激活的能量远不只停留在硬件上。高校和互联网企业的合作，已经深入人才培养环节。深圳大学与腾讯大厦一街之隔。马化腾、张志东、陈一丹、许晨晔四位腾讯创始人，是深圳大学89级的学生。而在30年后，四位深圳大学培养的学生以科技的方式反哺母校。
2016年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2017年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将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2017年，高盛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分布》报告显示，新型人工智能项目中国占51%，但人工智能人才储备中国仅占5%左右，中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过500万。
在深圳大学计算机与软件学院人工智能系系主任朱泽轩看来，这些因素加起来就是深大“腾班”创办的“天时、地利、人和”。在此背景下，腾讯产业互联网学堂与深圳大学计算机与软件学院携手启动信息化建设，联袂开设软件工程特色实验班，也就是“腾班”。这是国内首创的校企合作模式，也是深圳大学和腾讯合作的一次大胆尝试。
2019年9月，深圳大学选拔了一批即将升入大二的学生进入“腾班”。由学院老师和腾讯云工程师联合面试，几百人报名，最终招收了30多人，招生比例大概是10∶1。到了2020年，“腾班”开始单独招生，分数线甚至比深圳大学其他学院高出100多分。进入“腾班”的学生，有的获过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CCF（中国计算机学会）大学生计算机系统与程序设计竞赛金奖，也有的获过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二等奖。
“腾班”的很多课程都是新课。没有教材、没有教案、没有PPT，课程的所有内容都需要自己从头准备，既要根据学生的反馈不断更新，还要结合互联网的具体案例，把理论跟实践有机结合。这极度考验任课老师的前沿视野、科研能力、教学能力。用几位任课老师的话来说，“困难不多，但是压力很大”。
“腾班”的课程规划一部分是培养软硬件协同设计与优化思维与能力，涵盖课程包括计算机系统、程序设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离散数学等必修课，以及云计算工程、大数据处理与分析、系统编程等选修课；另一部分是围绕计算机视觉相关理论与应用构筑人工智能核心知识体系，如人工智能导论、脑与认知科学、机器学习等必修课，以及微处理器与机器人、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智能等选修课。
课程大纲都由深圳大学和腾讯共同制定，学校负责理论层面，而实验层面更多是由腾讯的专家提供案例教学。在课程中，腾讯向“腾班”开放了60多个典型企业和产品案例，包括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等，也提供了很多云计算的资源。
“腾班”的“特”，不仅在于依托腾讯、校企合作的特色课程，还在于课程特别难、特别花时间，用学生的话来说就是“特别秃头”。
朱泽轩介绍，由于“腾班”的课程内容始终处于行业最前沿，需要不断翻新迭代，所以课程难度和深度比其他班“至少多三成”。在一次大一的调研会上，其他班都说课程太轻松了，希望加一下难度，只有“腾班”的学生说“不要再加了，我们好累”。
正在读大二的2019级“腾班”学生霍晓雨说，相比其他“难顶”的课程，编程语言算是相当轻松的学习内容了。当别的班的学生还在课上一点点学习编程语言时，“腾班”老师给出的要求是：自学。包括霍晓雨在内，“腾班”学生都是在课后利用业余时间自学编程语言，因为课上学习“浪费时间”。他们需要把宝贵的时间留给更“秃头”的课程。
“机器学习”课程的任课老师赖志辉说，他经常在后半夜接收遇到难题的学生们的“求救”，而他也经常在同样的时间“骚扰”过腾讯的工程师。学生、老师、工程师经常在深夜或者凌晨热火朝天地讨论问题。朱泽轩说，这样的情况是“腾班”的日常。
“腾班”的老师不仅在深圳大学的讲台上，也在腾讯的工位上。腾讯的工程师会就行业发展趋势和企业最新动向定期给老师进行培训，也会不定期跟“腾班”学生交流。除了当面沟通，学生通过微信、QQ、腾讯会议等各种线上渠道，都可以随时联系到腾讯的“老师”。
“腾班”有一门很受学生欢迎的“人工智能实训课”。在这节课上，学生会在老师的引导下复现市面上已经投入使用的人工智能产品。第一届“腾班”的学生拿到的是和教育本身紧密相关的案例：拍照搜题。市面上的拍照搜题软件可以说是学生和家长最经常接触到的人工智能，遇到不会的题只需要用手机摄像头把题拍下，应用软件就会自动给出解题方法。
操作起来十分简单的搜题过程，背后需要解决的是多层技术难题：拍照上传题库的过程涉及图像识别，人工智能搜题的过程涉及机器学习。腾讯教育腾讯产业互联网学堂负责人钱栩磊说：“搜题软件很多中小学生都在用，但这背后的技术是什么、怎么做出来的，很少有高校会带学生复盘。”复盘之后，学生们就会用搜题产品的技术去做其他类似的应用，比如拍照识花软件、物理识别软件。
腾讯的“老师”还会在“腾班”的课上拆解服务企业、开发产品的过程，将整个研发、测试流程贯通。比如，要开发一款互联网C端产品，涉及从后端架构到界面、UI设计，服务器该如何部署，活动要怎么安排，进行哪些渠道推广，内部外部如何导入流量等。课程的基本目标是，学员们做过这一款产品就知道其他产品该怎么做了。
为了进一步推动人才的实训和就业，深圳大学计划跟腾讯云合作成立认证中心，让学生在完成课程后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腾讯的认证考核体系中，为之后的就业做准备。这也是腾讯云在国内高校设立的第一个认证中心。
第一届“腾班”的第一节班会，就是一场校内老师和腾讯老师的大集合——在这场班会上，腾讯最好的一批工程师也位列其中。有同学开玩笑：“大家已经提前和腾讯的前辈成了‘同事’。”
小结
教师和医生，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古老的职业。几百年来，医生行医，从只背一个药箱到手术室里有各种各样先进技术设备。而教师的工具，始终是一根教鞭、一块黑板。
20多年前是中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起步阶段，校园里开始拉网络、建校园网、做硬件、搭机房、配服务器等。到2015年前后，学校开始搭建三大支撑平台：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数据共享平台和统一门户平台。平台联通了学校各个处室自建系统导致的信息孤岛，相当于在一条一条独立的桌腿上面加了一张桌面。
最初的教育信息化开始让老师们从只有教鞭和黑板，到拥有了电脑、投影仪和网络宽带。
但这远远不够。
教育不只是传授技能，更是一项启迪灵魂的工程。与互联网企业合作的教育信息化让教育拥有了“大脑”，让老师能够了解学生，学生能够了解自己。而这种了解并不仅仅停留在学习上，也包括身体、心理、现在与未来。
未来已来，变革持续发生。如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描绘的，对教育来说，数字化这件事就像收集造船的木料，推动数字化就像分配工作、发布命令。然而，置身教育系统之中的人们需要的并非这些，他们需要的是对教育未来之海的向往，也因此重重阻力必然长期存在，邓肯口中的“结构化变革”迟迟难以发生。
不过，乐观的希望已然出现，如我们持续走访的天津和平区教育局、深圳大学“腾班”以及深圳大学的案例所展示出来的，当数字化持续深入、连接持续延展，数字化激活了招生、教学等高校核心职能，智慧教育的“星辰大海”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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