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CI引入中国评价体系之初，到今日提出“逐渐取消”，我们变的只是评价方式，不变的是评价宗旨——科学公正；不变的是目的，即科学精神、创新质量、服务贡献与学术初心。
教育部、科技部2020年二号文件《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提出“取消直接依据SCI论文相关指标对个人和院系的奖励”“不宜以发表SCI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等指标作为学生毕业和学位授予的限制性条件”。一时间引起广泛讨论。
SCI（《科学引文索引》）创办于1957年，是目前国际上被公认的最具权威的科技文献检索工具。改革开放前，我国科研领域处于“人治”状态，个人的科研水平与科研经费评价主要看领导的评价。80年代开始，出现同行评审。直至80年代中后期，南京大学物理系系主任龚昌德提出：搞基础研究一定要到国际舞台上去竞争，要在国际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要有SCI论文，要以此作为衡量物理系教师科研成果和水平的标准之一。南京大学从1992年起到1998年，SCI论文在中国大陆所有高校中连续7年雄居榜首；论文被引用数，从1994年起到1998年，连续5年当“领头羊”。从1987年开始，我国也将SCI作为衡量基础研究的一项指标，由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每年年底公布上一年的统计数据，每年编制《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人们称它为中国大陆的“学术榜”。
80年代后，中国的SCI发表数逐渐呈现指数增长，而SCI在中国学术领域的地位更是“云霄直上”。
【1979-2019年SCI发表数前十国家数据统计】数据来源：WOS数据库
四十年间，中国以指数增长的速度从“排行榜底端”赶超前列国家，在近几年稳居排行榜第二且增速稳定，令人震惊。然而，除却上文提到的教科部文件，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提名书也提出将取消填报“SCI他引次数”的硬性规定。究竟是基于怎样的环境与变化推出了这系列决定？SCI在中国至上的位置将不保了吗？不少研究生博士纷纷庆贺未来将不用写SCI论文，事实真是如此？
缺乏公正评价体系 SCI为评价提供相对公正客观的指标
改革之初，中国科研界处于主观评价的状态，人们亟需公正、客观的评价标准，同时为对接国际，让科技走上世界舞台，SCI成为科研界的“救命稻草”。自此，它与职称评定、绩效考核、人才评价、学科评估、资源配置、学校排名等结上了深厚渊源。
SCI与学校排名。QS世界大学排名、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THE）、USNEWS世界大学排行榜是可信度较高的综合性高校排名体系。中国高校一直努力与世界接轨，实现更流通的人才知识交流。在上述权威排名中，占据前列的位置无疑是重要的。对内，有权威体系排名更加佐证高校能力水平，吸引优质生源，树立良好的社会声誉；对外，与世界高校接轨，增加国际知名度，吸引国际生源，提高国际化水平。从排名指标桑基图右侧可以看到各类与SCI相关的评价指标，从“被引数目”到“影响因子”，其占据了相当可观的份量。这“份量”一定程度上落到了高校科研人员身上，落到了高校教师研究生博士身上。
【四项综合性高校排名体系指标统计 】
数据来源：项目官方网站
SCI与人才评价。对高校硕博科研能力的评价通常由参与的科研项目、论文发表、学术会议参与情况、专利或技术发明等指标实现。其中，论文发表几乎是每个硕士博士研究生必须完成的。我们根据开放资源随机统计了C9高校部分博士毕业生的在读期间论文发表要求，根据学院、专业的不同，论文要求标准也不同。绝大多数论文要求SCI/SSCI/EI等国际期刊，未勾选此项的可能原因是期刊要求是本专业领域指定期刊或国内核心期刊。部分专业对发表的论文还有总的影响因子要求，对毕业生来说有一定压力。
【C9高校部分博士毕业生在读期间论文发表要求统计 】
*对于论文发表要求有多项选择的，作者选取第一要求统计 *SSCI、EI是与SCI类似的国际论文检索工具 *影响因子是期刊被引频率，一般来说影响因子越高，论文质量越高
*论文发表要求1-2篇或3篇以上处为“？”，表示需发表论文若干篇，但未明确数目
数据来源：高校研究生官网或学院官网
SCI与职称评定。不少机构和单位职称评定是与SCI挂钩的，尤其在高校科研领域。例如，任职浙江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副教授，需要满足“发表SCI论文数5篇，其中浙大TOP期刊论文至少1篇”的条件，任职教授，则需“SCI论文数10篇，其中浙大TOP期刊论文至少1篇”。这种情况在医生评职称时也是常见的。可以说，SCI几乎是科研工作者科研路上的“通关卡”，硕士毕业后读博士，博士后科研，再任职高校讲师，继而评副教授、教授，这一路往往与SCI密不可分。我们假设A是浙大数学学院基础数学专业硕博毕业生，毕业后任职本院讲师，再评副教授、教授，这一路会是怎样的呢？
【小A科研路 】
数据来源：浙江大学数学学院官网及人力资源官网
而在绩效考核、学科评估、资源配置等方面，SCI也是重要的评价指标。与科研相关的领域，似乎是SCI必然存在的地方。其实关于科研能力的评价指标，SCI仅仅是较为普遍与大规模适用的一个，还有专利成果、基金项目等也是出现频率较高的。而SCI被推上风口，最为争议，又是为什么呢？
SCI相关指标被过度使用 误入“唯指标论”误区
1975年经济学家Charles Goodhart提出“古德哈特定律”，意指“当政府试图管理这些金融财产的特别标识时，它们便不再是可信的经济风向标”，后来也表示一项指标一旦成为政策制定的依据，便立刻不再有效。因为政策制定者会牺牲其他方面来强化这个指标，使得这个指标不再具有指示整体情况的作用。当我们再看SCI，近十几年这个科学索引工具更多以评价指标出现在视野中。在当初科研评价缺乏客观的年代，SCI带来了希望，而似乎逃不出“古德哈特定律”，这个指标被过度强化，而其他某些指标则一定程度被弱化。
文献他引率往往被认为可以衡量文章研究的意义与影响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评价一国的学术质量。2009年至2019年十年中，但看中国SCI论文数量十分可观，然而其他引率却不高。“数量”可观，但其“质量”参差不齐，夹杂不少“水货”。
【2009-2019年SCI“发文数”与“被引频率”对比 】
*“发文数”排名为全球前16排名；“被引次/篇”排名为发文数前16国排名
数据来源：ESI数据库
另一方面，不少人为职称评估或人才评价等利益铤而走险，不惜违背诚信与律法，卷入学术造假、代写代发等漩涡。2019年《学术出版规范》定义论文作者的“学术不端行为”，包括剽窃、伪造、篡改、不当署名、一稿多投、重复发表、违背研究伦理及其他学术不端行为。其中，最直观的表现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论文撤回。“论文撤回观察数据库”收录了的所有国际期刊中的的撤回论文。从2009年至2019年来自中国学者的撤回论文总计9539篇，其撤回原因统计有95类，一篇论文撤回原因往往不止一条。我们将撤回原因分为发文前作者主观原因导致与发文后客观原因导致两类。在所有撤回原因中，“通知-有限信息或无信息”原因在撤回原因中出现的频次最高，主要指撤回通知中信息较少或无，这是客观层面的。其次是面临“期刊/出版社调查”而撤回。第三方机构导致的客观原因与发文后作者主观原因导致的撤回除外，在所有发文前、作者主观导致的撤回原因中，作者违反政策（指相关研究或出版政策）出现频次最高，其次是虚假同行评议、自我文章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
【2009-2019中国撤稿论文原因分析 】
数据来源：retraction database
科研工作者的职称与sci相关，职称与个人发展与福利相关，在一定程度上个人会为SCI的发表投入时间与精力，而往往是非常巨大的，不利于科研工作者沉下心来做研究。科研评价机制与实际的学术研究脱轨，使科研无法达到最大效用的产出。比如医生的职称评定需要SCI、科研项目等指标的支撑，而医生最主要的任务是医治病人，治愈患者千万但可能评不上任何职称，评上了职称又有可能实际医学水平不高。科研评价机制亟需科学、客观、公正、的改革与探索，助力提高科研效率与质量。
“去指标论”势在必行 但非完全摒弃指标
“去指标”就能走出“唯指标”的误区吗？也并非如此。总有新的评价体系会替代，我们破了“唯指标”，但若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立”，则学术诚信、腐败、风气消弭等问题依然会来到。“唯指标”与“完全去指标”都是两个极端的误区，我们需要做的是寻找这中间能发挥指标最大意义与价值的位置。纵然过去几十年中，科教领域对SCI的指标依赖越来越强以至步入一定误区，但不能否认与SCI相关的指标体系对激励科研、加快科研与国际接轨、促进学术发展的积极作用。
再回到文初提到的《若干意见》，“SCI论文是发表在SCI收录期刊上的论文，相关指标包括论文数量、被引次数、高被引论文、影响因子、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排名等，不是评价学术水平与创新贡献的直接依据”“评价重点是论文的创新水平和科学价值，不把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直接判断依据”，要摒弃的是“直接依据”，以更加客观的视角去看待。不破不立，既然有“破”，必然要有“立”。立在“论文的创新水平和科学价值”“对解决生产实践中关键技术问题的实际贡献，以及带来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实际效果”。
反思：SCI真的是关键吗？ 未来如何科学评价和使用它？
虽然我们从SCI评价指标的角度展开对“唯指标论”和“去指标论”的过程阐述，看似科研界的指标论从SCI开始，去指标又以SCI为导火索，SCI真的是其中的关键吗？实际上，SCI指标只是大大小小评价体系中的一个突出点，它本身是客观的，就像科技，是把双刃剑，究竟是利是弊，取决于使用者。因而，SCI从来不是关键或中心，而是使用者，SCI不背“引入误区”这个巨大的“锅”。
从SCI引入中国评价体系之初，到今日提出“逐渐取消”，我们变的只是评价方式，不变的是评价宗旨——科学公正；不变的是目的，即科学精神、创新质量、服务贡献与学术初心。国家出台“去指标”政策，并不是要对SCI下手，而是优化评价方式，使其与评价宗旨更加拟合。所以，论文该写还得写，科研该做还得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