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精神疾病和EEG相关研究有所增加。Abby P. Clark等人在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发表文章。本研究回顾了68篇相关研究，从精神疾病的几个理论模型着手，分析目前脑电方向的一些研究成果，涉及早/中/晚期ERP成分和频谱分析，对精神疾病的理论模型进行进一步的论证，并为未来研究提供依据。
对各研究总结之后发现，精神疾病患者通常对认知刺激进行分类没有负担，并且在与完整定向反应相对应的典型物理反应的表现上还有所提高。此外，结果表明精神疾病症状较严重的个体尤其擅长筛选出与威胁相关的分心信息和其他无关信息，从而将注意力分配到与目标相关的刺激上。这些个体在联想学习或错误处理中似乎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缺陷，其与轻度患者差异最大的地方是处理充满情感的内容。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似乎会迅速终止对情绪信息的处理，而在其他情况下（比如看到其他人感到痛苦），则会精心处理情感信息。这两者都可能有助于解释他们典型地缺乏良知。他们的很多功能异常与精神疾病因素有关，其中F1特征(人际关系/情感维度)表现出的认知障碍要小于F2特征(冲动/反社会)。
1.前言
精神疾病是一种严重的人格障碍，其特征是一系列人际关系、情感/行为特征、控制欲、无罪恶感、责任感的缺失和反社会行为。这种状况给社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为此人们进行了大量工作以更好地了解该综合征的病因。多年来，已进行很多研究以查明精神疾病患者独特的心理生理功能。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脑电图（EEG）研究，以更好地解读具有精神疾病患者的神经动力学。本文的目的便是总结精神疾病的脑电研究，以探索精神疾病患者的神经动力学（neurodynamics）。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AbbyP.Clark等学者从1980-2019年在线发表的同行评审调查中收集了有关精神疾病和EEG的文章，文章来自主要的出版物数据库，包括Medline，Pubmed和PsycInfo。此外，作者检查了先前叙述性评论的参考文献清单以及有关精神疾病和脑电图的个别研究。使用以下关键词搜索数据库：psychopathy with electro*, EEG, ERP, time series analyses,P100, P200, P300, P550, P600, N100, N200, N300, N450, N550, CNV,ERN, FRN, and LPP。如果研究没有对精神症状进行评估，则被排除（评估标准涉及 Antisocial Process Screening Device (APSD), Psychopathy Checklist Revised (PCL-R), Psychopathy Checklist-Youth Version (PCL-YV), Psychopathic Personality Inventory (PPI), Self Report Psychopathy (SRP), Triarchic Psychopathy Measure (TriPM)等）。最终筛选出68项研究。关注内容包括早期（例如P100，N100），中期（例如N200，P300）和晚期（例如P550和LPP）的ERP成分，频谱，半脑差异的分析和其它空间位置上的分析（例如siteanalyses,sLORETA）。
2.精神疾病测量和因素结构
评估精神疾病的一项标准是《精神疾病检查表修订版》（PCL-R），它是一种以人际，情感，生活方式和反社会方面为基础的多维结构。该标准最初确定了两个主要因素，包括指标1（F1），即人际关系/情感维度和指标2（F2），即冲动/反社会的维度，后来进一步细化，包括人际、情感、生活方式和反社会性这四个方面。此外还有其它的测量方式包括Psychopathic Personality Inventory（PPI;LilienfeldandAndrews，1996），SelfReport Psychopathy-4（SRP-4;Palhausetal,2017）和Triarchic Psychology措施。这其中SRP-4保持与PCL-R相同的因子结构，具有人际关系，情感，生活方式和反社会方面；TriPM包括大胆、刻薄和无禁忌的副指标；
尽管判定标准不是很完善，但每个子维度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包括过激的行为（PCL人际关系，PPI-无畏，TriPM-大胆），冷漠（PCL-情感性，PPI冷血，TriPM刻薄），以及冲动（PCL生活方式，PPI冲动，TriPM-无禁忌）。这其中唯一的例外是SRP添加了第四个反社会因素，以与众所周知的PCL四因素模型一致。尽管缺乏统一的标准，但这些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所重叠。
3.精神疾病的理论模型
对于精神疾病有许多理论观点。在过去的十年中，有两种理论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其中包括响应调制假说（Response Modulationhypothesis）和无畏假说（the Fearlessness (Low-Fear) hypothesis）。响应调制假说认为，精神疾病症状较严重的个体在对周围刺激的注意力分配上表现出基本的缺陷。尽管多年来对理论进行了修改和阐述，但基本前提是，一旦进行了占主导地位的反应假设，精神疾病患者的注意力就会变得过分狭窄，从而无法适当处理其他额外的刺激，包括但不限于惩罚。
此外，无畏假说指出，相对（正常人）没有恐惧是疾病的前兆。该模型假定精神疾病患者的恐惧反应不足，会引起该疾病的其他特征，例如夸大，肤浅的魅力，无罪感和冒险。Fearlessness模型重点关注杏仁核，RM模型重点关注前额脑区域。尽管存在一定程序的争议，但是两种理论都有相当的研究量支持。
脑电研究可以为各种理论模型提供了解精神疾病的启发。具体而言，脑电允许检查关键的大脑功能，例如警觉，定位，工作记忆更新，联想学习和错误处理，以及精确的认知和情感处理，所有这些功能都与精神疾病有关联。并且给出心理疾病的临床描述，包括表面的魅力，夸张，强烈的控制欲，欺骗和人际交往的风格，作者假设精神疾病患者的脑电图成分并不存在着警觉，定向，工作记忆更新，联想学习，错误处理，抑制反应或一般认知信息有关的缺陷。但是预期情感信息的处理将是异常的，并且通过各种EEG/ERP调查结果显著。作者假设精神疾病患者在处理过程中对威胁和异常的关注会有所缺陷。
在脑电图的发现中将证明其他情绪刺激（面部刺激、情绪语言刺激、视觉情绪刺激等）。预计在联想学习（例如，连接两个以前不相关的刺激），错误处理（例如，认识到一个人刚刚犯了一个错误）或抑制（例如，能够停止正在进行的行为）方面不会有缺陷。在以下各节中，作者简要地介绍了ERP成分、发生的脑区、用于引起其响应的典型任务以及EEG的研究发现。
4.早期（ERP）处理：注意力，警报和记忆
早期ERP主要关注精神疾病患者与P100，N100和P200之间的关系。这些ERP处于处理流程的早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预测性的。因此，由于神经元功能与自动注意力，改变和记忆的早期组成部分有关，因此这些神经元功能的初始方面也许可以更好地理解精神疾病理。此外，这些早期成分还与一些信息有没有正常地进入到工作记忆有关联。这些ERP中的异常也可能表现为行为任务方面优势或不足。
4.1精神疾病与P100
P100反映的是注意加工过程，如警觉状态的达到与维持，对刺激的反应以及将注意力分配到潜在的威胁。它提供了相对直接和敏感的警觉线索，以及将注意力集中在空间位置。被试对即将到来的目标的关注（期许）越多，则P100振幅越大。P100通常源自初级视觉皮层（纹状皮层）以及纹状体皮层，位于枕叶处。引发P100的常见任务包括视觉刺激（光），威胁刺激（电击）以及其他与注意力相关的任务。
迄今为止，已有五项研究考察了精神疾病患者P100。两项研究表明，P100振幅没有差异。RaineandVenables（1990）的实验证明了，精神疾病症状较严重的男性罪犯可以很好地适应闪烁的灯光。Williamson等学者(1991)发现症状较严重的男性囚犯表现出更快的反应时间和更好的词语分辨能力，但在P150振幅方面与非精神疾病性个体没有差异。两项研究指出，当威胁与任务无关时，男性罪犯和女性罪犯的威胁刺激（电击）幅度较低。Anton和Baskin-Sommers等学者得出结论，那些精神疾病症状较严重的个体在追求主要目标时更容易忽略与威胁相关的干扰因素。Racer等(2011)在从家庭招募的问题青年中观察到较低的P100（非定向）。
总而言之，在检查P100的研究中，有40％的研究（2个研究）显示P100波没有差异，40％（2个研究）仅显示对威胁的响应降低，而20％（1个研究）显示了对P100波的反应。在因素(factor)水平上，Baskin-Sommers研究了两种广泛的精神疾病（PCL）因素（即F1和F2）。他们的发现对F1（情感特质）很重要，但对F2（冲动/反社会特质）却没有意义，这表明具有F1高特质的罪犯能够忽略威胁刺激（冲击），而具有F2高特质的罪犯却没有。相同的研究范式，这一发现在女性罪犯中表现相反，在那些女性罪犯中，F2得分较高的人表现出较低的P100威胁，Anton，Hiatt-Racer等还检查了心理疾病的组成部分，发现注意力网络任务上各个方面的P100波幅并没有差异（请参阅表1，A节）
4.2.精神疾病和N100
N100反映了唤醒，选择性注意，方位注意和感知。N100通常是由听觉刺激引起的，但也可以由视觉刺激（视觉歧视）引起。注意力集中的时候，N100振幅会更大。N100与额叶和中枢大脑区域相关联，可能是由初级和相关性听觉皮层，颞上回，颞颞以及额叶和运动区生成。精神疾病学研究中引发N100的常见任务包括听觉和视觉刺激任务，经典调节任务以及情绪怪诞风格的任务。
共有14项研究考察了精神疾病与N100之间的关系。其中四项研究发现，精神疾病性状高的人的N100幅度比精神疾病性状低的人要大，但其中一些发现是有前提的。前提条件是显性条件，即被试被要求明确确认图片的情感内容，此时的精神疾病特征较高的人表现出更高的N100振幅，隐性条件没有这种差异。
在男囚犯的另一项研究中，Anderson发现与轻微精神疾病症状个体相比，精神病症状严重的个体在听觉oddball任务中表现出更大的N100振幅。Floet学者检查了一个具有危险性的成人群体，并指出，在巴甫洛夫式（经典的调节任务）学习任务中，精神疾病较严重的个体在右半脑和头顶叶呈现出更高的N100的波幅。在执行此任务期间，精神疾病患者会更快地适应条件，从而在条件刺激（CS；面部）和非条件刺激（UCS；气味）之间建立必要的关联。
在另一项以罪犯为样本的研究中Sadeh和Verona（2012）观察到用于诱发恐惧的视觉刺激在罪犯中诱发了更强的N100。这表明，精神疾病患者的早期选择性注意相对较强，并且对随后可能受到无关刺激具有抵抗力。然而，Sadeh和Verona（2012）还指出，具有精神疾病性状的人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处理不愉快的图像和中性图像上，但这仅限于复杂的图像。
通过这些被试，Anderson和Stanford（2012）证明了精神疾病症状严重的个体在情绪性和情感性显式区分中表现出较高的N100波幅。中性图片与精神疾病性状水平较低的图片相比，尽管在同一研究中，该任务在隐性分化或“Go/No-go”中 N100成分没有表现差异。后一项发现表明在观看冲动性或隐性时没有发现差异。
六项N100研究的任务中，高低症状水平的精神疾病患者的N100振幅没有差异。其中，以囚犯作为被试，Raine和Venables发现光刺激的N100值没有差异，这说明了P1-N1组合总体没有差异。Forth和Hare在预知反应时间任务中，发现精神疾病和非精神疾病的男囚犯均没有N100差异。Rothemund等人使用了保释，假释和非法律社工的混合样本研究，发现在巴甫洛夫式学习任务中的N100没有差异。Jutai和Hare在被动注意力任务中要求囚犯听音调，也观察到了类似的N100幅度表现。Jutai同样也观察到，在听觉oddball任务中，精神疾病和非精神疾病罪犯之间没有N100上的的差异。最后，利用了囚犯样本的Williamson发现词法决策任务中的N150没有区别。
有五项研究观察到几个范式中精神疾病总分的N100振幅较小，包括box-stroop任务，视觉疼痛刺激，Go/No-go任务，巴甫洛夫式的学习任务和maze任务（带有干扰音调）。在后者中，较低的N100与早期任务中同样熟练的任务表现相关，这表明特征较高的人需要较少的神经活动来实现这些任务（Jutai和Hare，1983年)。Cheng发现较低的N120意味着对疼痛刺激的初始定向较低。除Varlamov以外，他们均使用了囚犯被试。
表1 精神疾病与EEG研究：早期成分（P100 N100 P200）
总而言之，在总水平上，对每个研究计数一次，有15％的研究（2个研究）显示出增加的N100振幅，43％（6个研究）没有显示出差异，而21％（3个研究）显示了对各种范式的响应降低了的振幅。21％（3个研究）根据任务显示出不同的结果。在组水平上，Sadeh和Verona指出，当图片很复杂时，高F1特质与在初始感知时（N100）对情绪刺激的认知资源分配更大有关，而F1分数升高的人也表现出对高复杂性不愉快图片的最大倾向。那些具有较高F2特质的人较少关注整体照片的处理。从某方面来看，Andersonetal发现oddball任务的较大N100振幅是PCL的第一维度和第四维度特有的，第二维度和第三维度没有发现这种影响。最后，Heritage和Benning发现PPI-RFD与信号停止任务的N100振幅无关，而PPI-RIA显示与信号停止任务的N100振幅较低。作者认为，具有FD（Fearless Dominance）特质的人能够专注于相关的周围信息，而具有IA（Impulsive Antisocia）特质的人则不能（参见表格1，B部分）。
4.3.精神疾病和P200
P200与注意、记忆等高级认知加工有关。P200是认知匹配系统的一部分，该系统将感官输入与记忆进行比较。测量ERP的典型地点包括额中和顶枕区域。较高的P200振幅表明，针对匹配刺激的神经元活动较大。典型任务包括视觉搜索任务，语言上下文任务和odd-ball任务。八项研究检查了与P200有关的精神疾病.两项研究发现，与非精神疾病患者相比，精神疾病患者的P200振幅更大。特别地，Flor等人（2002年）发现在习得、习惯化和灭绝过程中，巴甫洛夫调节任务（面部 气味）的P200较高。同样，Rothemund等人(2012)在类似的巴甫洛夫式调理任务中发现了较高的P200振幅，该任务在UCS中使用冲击而非气味（面部 冲击）。总之，这些研究表明，与轻微症状相比，精神疾病症状较严重的个体具有更好的分化和学习能力。此外，三项研究表明，对于两种类型的任务，包括视觉迷宫（Jutai和Hare，1983年）和可视的Go/No-go。四个研究发现P200波幅较低时可以完成四个单独的任务。这些任务本质上主要是情感性的。具体上，Anderson和Stanford发现一个情感内隐分化任务的低P200，Carolan等人使用一个大学生样本，发现情感Stroop（e-Stroop）的P200更低。并且Willamson等使用一个犯人样本观察到较低的P240可以进行词汇决策任务。关于后一项研究，尽管P240较低，但在任务本身的性能方面却丝毫不受影响。
总而言之，在总分水平上，有25％的研究（2个研究）发现P200振幅较高的证据，37.5％（3个研究）发现P200振幅没有差异的证据，而25％（2个研究）发现较低的P200振幅证据。P200振幅可响应各种任务。一项研究（12.5％）发现了多项任务的混合结果（请参阅表格1，C部分）
4.4.本章总结
Cleckley将精神疾病患者称为机敏和专心的人。具体来说，他提到了精神疾病患者的“完美取向”，并提到了他的“警惕而友好的外表”（第339页）。在本节中回顾的研究中，研究结果表明，精神疾病患者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定向或警觉方面的缺陷，例如其他人格障碍，例如行为障碍（CD）和反社会人格障碍（APD）。但是，这些早期ERP成分的发现可能暗示了轻微症状和严重症状者在神经元上的差异，尤其是对处于任务外围的威胁或无关信息，并且精神症状严重的个体会充分抑制反应并有效地关联刺激。此外，所有研究均发现那些症状严重的个体在处理威胁或情绪/情感信息(内隐与外显的区分、面部观察、情绪波动和词汇决策任务)时表现得更差。
5.早期和中级（ERP）处理：面部处理，失匹配检测（认知控制）和工作记忆更新
作者在本部分探讨了精神疾病与N170，N200和P300的关系。相关研究可以提供有关面部处理、失匹配检测和刺激识别和记忆更新异常的相关信息。精神疾病患者在相应的心理过程和ERP成分激活上表现出优势或劣势。
5.1.精神疾病和N170
N170成分已被证明在识别人脸和眼睛方面占主导地位，并且对非面部刺激的响应大大减少或不存在。N170最通常在枕颞电极进行测量。N170由包含后梭状和颞下回的网络生成，这些网络与面部处理有关。N170倾向于显示右半球偏侧化。引发N170的典型任务是面部和眼睛的视觉刺激。三项研究测试了N170与精神疾病性状的相关性，在总水平上检查高低水平的精神疾病性状时，没有发现差异。然而，Almeida和collea-gues（2014）观察到FD的N170幅度较低，但CH上得分较高的N170幅度有所增加，以响应社区样本中的情绪面孔和中立面孔。布里斯林和共同调查员(2018)，也使用社区样本，发现TriPM对人脸识别任务（恐惧人脸）的激进攻击尺度下较低的N170振幅。有趣的是Eisenbarth等。（2013年），使用女性病患样本，在情感图片范式上的脸部处理没有发现N170差异，但却N200上观察到差异，症状较严重个体的振幅更低。Eisenbarth等人（2013）研究结果可能表明潜在的性别差异和/或住院患者与社区样本的差异。总而言之，100％的研究发现总水平没有差异。在因素水平上，一项研究发现证据表明N170振幅增加，而两项研究发现证据表明N170振幅降低（一项针对FD，另一项针对冷漠/侵略性）（请参见表2，A节）
表2 精神疾病与EEG研究：中期成分（N170 N200 P300）
5.2.精神疾病和N200
N200与失匹配检测有关，反映了一般的执行和认知控制功能（例如，刺激识别，注意力转移，抑制运动反应，联系上下文信息，选择反应时机）以及语言功能。当在需要响应抑制的任务中触发N200时，该组件的功能解释以认知控制（持续的注意力和响应控制）为中心N200主要位于前头皮部位。N200振幅的缓和反映了更好的失配N200的神经发生器取决于任务，但可以来自听觉皮层区域，额叶和海马区，用于引发此ERP的常见任务包括连续性表现任务（CPT），停止信号任务（SST），EriksonFlanker任务和执行/不执行任务。
总共有9项研究检查了N200与精神分裂症性状，其中之一测试了在站点P3和P4（Krusemark等人，2016年).其中四项研究发现，在一些不同的任务中，与精神疾病性状水平较低的人相比，N200的水平有所升高。具体来说，两项研究报告称，对于在青少年罪犯和成年罪犯的听觉oddball任务上精神疾病的特征升高.听觉怪异任务涉及反复出现的听觉刺激，该听觉刺激周期性地被新异听觉刺激打断。第三项研究表明，对于精神疾病性状较高的本科生，N200可以更好地执行“go/nogo”任务。最后，使用男性囚犯样本和视觉搜索任务，Krusemark等。(2016)结果表明，当颜色设置一致时，那些具有较高精神疾病性状的人对颜色刺激的N2pc振幅更大。较高的N2pc被解释为对正确的刺激（颜色）进行了高效的处理。
三项研究发现，在两项单独的认知任务中，精神疾病性状水平升高或降低的人之间的N200没有差异。这其中，Anderson在odd-ball中，囚犯在N200上没有表现出差异，并且Anderson和Stanford的社区样本在情感图片odd-ball上没有表现出差异。Munro使用男性法医囚犯和医务人员作为参与者，发现N200在go/nogo任务中没有差异，尽管后一个发现对于N200振幅升高几乎具有显着意义（表明精神疾病患者的表现更好特质）。但是，两项研究都发现了精神疼痛者在情感任务中的N200振幅较低，其中包括情感面部odd-ball任务和针对愤怒和恐惧的面部表情的情绪诱导情感图片范例.此外，一项研究发现囚犯的N200较低，可以胜任“go/nogo”任务。总而言之，在总水平上，有33.3％的研究（3个研究）发现N200振幅增加，有44.4％的研究（4个研究）没有发现N200振幅的差异，有11.1％的研究（1个研究）发现较低的N200振幅N100振幅。一项研究（11.1％）对各种认知任务发现了不同的发现（请参阅表2，B部分）。
5.3.精神疾病和P300
P300波形反映了分配给工作内存表示和选择响应的资源。P300可以在300到600毫秒之间发生。该时间范围较短端的峰值被认为反映了记忆更新方面的卓越认知表现。P300的时间范围也被认为是较早的成分（P3a），它在额叶部位最强，被认为是通过检测刺激的新颖性引起的，而较晚的成分（P3b）是在顶叶部位最强，被认为与刺激产生反应的过程有关。P300的神经发生器遍布整个大脑。检查P300的常见任务包括视觉和听觉上的oddball范式任务。
三十二项研究测试了精神疾病与P300之间的关系。十二项研究报告说，在各种研究任务中，与精神疾病性状水平低的人相比，精神疾病性状水平高的人的P300幅度更大。Anderson和Stanford(2012)，使用社区样本发现了较大的P300振幅，可用于情感分化任务。Carlson和Thái（2010）和Raine和Venables(1988)分别使用社区样本和囚犯样本，在预期持续绩效任务（CPT）的版本上发现了较大的P300。Carlson等（2009年）发现了一个更大的P300，用于在头部旋转任务中具有较高精神疾病性状的本科生。Flor等（2002年），使用高危社区样本和Pavlovian任务，还发现P300升高。Anton(2012)使用罪犯样本在恐惧调整任务中发现P300较高（alternate focus）。Verona(2012)通过男性成年人，在情绪Go/No-go的任务中发现P300升高。三项研究发现，在社区和囚犯样本中，用于听觉oddball任务的P300有所增加。
十七项研究报告说，在各种任务上精神疾病性状高者与精神疾病性状者之间没有差异，包括两项研究在社区样本中检查大脑对“go/nogo”任务的反应和男性法医囚犯样本。使用法医样本，Brazil表明箭头EriksonFlanker任务上的P300振幅没有差异。Munro让男囚犯完成字母Flanker任务和面孔Flanker任务中，在精神疾病症状高低者之间，没有观察到P300振幅差异。Eisenbarth以女性患者作为被试，发现情感图片范式没有P300差异。Flor和Rothemund分别使用高危险性人群和违法者样本，发现Pavlovian适应任务的P300没有差异。Forth and Hare使用犯人样品在预知的反应时间任务中未发现P300的差异。Hiatt-Racer在寻求心理健康服务的高风险的青少年样本中也没有发现P300与注意力网络任务的差异。Hung在带有情感音节的听觉odd-ball任务中没有发现P300的差异。Jutai在一个囚犯样本中的标准听觉odd-ball言语任务上未发现P300差异。Venables发现罪犯样本的P300幅度没有差异。此外，vanDongen发现社工的P300幅度没有差异。最后，在女大学生样本中，Schulreich发现在精神疾病性状高的人与在面部反馈任务中得分低的人之间没有P300差异。vanHeck和Verona也没有发现P300的差异。
十项研究报告，对于一些研究任务，精神疾病评分较高的被试P300波幅较小。比如，一个听觉oddball任务的囚犯研究发现较低的P300， Kiehl和Kim and Jung在囚犯和大学生样本中，分别发现囚犯go/nogo任务的P300较低，潜伏期较长。其余六项研究发现，较低的P300主要体现在情感任务，包括Anderson和Stanford针对情感图片查看的任务呈现较低的P300振幅，Anton的囚犯样本的恐惧调节任务，Carlson对毕业生样本的头动（rotated heads）任务和男性囚犯样本的视觉疼痛刺激任务，以及Drislane在男性囚犯样本中进行的情感图片浏览任务。
综上所述，在总水平上，有15.6％的研究（5个研究）发现较高的P300振幅，有53.1％（17个研究）发现振幅没有差异，有15.6％（5个研究）发现了精神疾病性状水平升高或降低的人P300振幅较小的证据。
十二项研究检查了与P300有关的精神疾病成分。Verona发现F2（facets 3 and 4）与用于负面情绪处理中较大P300相关联。关于精神疾病的四个方面模型，Verona发现PC300-SVfacet2（情感不足）的P300降低。相对地，Brazil和 Gao发现较低的定向P300与反社会人格（F2）密切相关。类似地，Venables和Patrick发现在oddball任务中，较高与前（头/中央）头皮位置相对于后（顶）头皮部位的P300振幅的降低存在显着联系。Venables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一项研究发现，F1与情感图片查看任务的P300降低有关。Anderson（2011年）发现P300振幅与PPI-R总得分呈正相关，但是效果是由FD分量表驱动的。Carlson与Thái也发现P300振幅增加，但仅限于FD。Schulreich则观察到FD与SCI的振幅没有差异，并且两者均与P300不相关（请参见表2，C部分）。
5.4.本章总结
Cleckley（1941/1976）将精神疾病患者描述为在社会设定良好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会表现更加优异。他说：“必须记住，即使是最严重和明显残疾的精神疾病患者，也会表现出理智的技巧，通常还有较高的技巧水平，然而在短期或有时相当长的时期内很少成功地从事商业或专业活动”。Hare提到精神疾病患者，他们有能力感知他人的需求，并利用这些信息进行操纵和获取收益。但是，其他学者则表示，精神疾病患者可能难以处理面部表情（尤其是恐惧），匹配刺激，以及关注和更新新颖的信息.N170，N200和P300可以帮助解释一些问题。在这篇文章中，关于面部处理，没有证据表明精神疾病者存在缺陷（即总水平上的N170没有差异）。仅在因子（factor）水平上有面部表情缺陷的依据，而在总分水平上相应的补偿性因子证据可以消除缺陷（即因子水平上有差异，但是差异在总水平上被抵消了）.对于失配检测（N200），大量研究表明振幅没有差异，表明精神病性状升高的人同样能够检测失配并表现出相似的认知控制。总体而言，关于工作记忆，似乎在这一领域缺乏证据的证据.在因素水平上，一些研究表明，那些具有F1精神疾病性状升高的人可能表现出更好的记忆更新，而那些具有较高F2特性的人则表现出不足。Venables和Patrick指出他们对冲动的较低P300的发现“使P3成为精神疾病和外在倾向之间的神经生理学联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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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联想学习（CNV，Associative learning）和错误处理
精神疾病性格的理论家认为，精神疾病性状高的人不太擅长在需要的时候将他们需要的变量串联起来.同样，理论家也提出精神疾病性状升高会影响错误处理.甚至Cleckley对某些临床病例的研究表明，精神疾病患者无法从经验中学习。脑电图输出可能是理解具有较高精神疾病性状的人信息处理机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该信息处理与通过或有负性变异（CNV）和错误处理ERP编制索引的联想学习有关。这些锁时的ERPs可能会受到影响，例如由于惩罚和奖励处理的不平衡而难以调整个人对刺激的反应或其他联想学习缺陷。如果具有较高精神疾病性状的人在这些认知过程（联想，错误处理）中均存在缺陷，则可以解释一种鲁莽，容易怪罪的外在人格风格，而缺乏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下面将回顾了CNV和与精神疾病有关的错误处理的研究。
6.1.精神疾病和关联性负变（CNV,contingent negative variation）
CNV是在出现警告系统后达到峰值（260–470ms）并表示了被试期望值的ERP。有研究称CNV的神经发生器在头皮顶点最突出，并且是对称的。在警告和命令性刺激之间的前段时间观察到CNV。CNV振幅升高被认为代表了警告刺激的更好的神经元处理。CNV的常见任务包括警告信号（提示音，指示灯闪烁），通常表示被试会赢还是输。预知的反应时间任务是引发CNV的常见任务。该实验范式由警告信号（S1），固定时间间隔（例如1.5秒），命令式刺激（S2），指示被试做出响应（通常是按钮）组成。负电位在S1-S2区间内发展，并在被试对S2进行所需的响应时迅速消除。CNV终端反映了持续的关注/情绪和运动准备。
五项研究检查了CNV与精神疾病的关系。其中四项研究发现，与执行任务的精神疾病性状水平较低的人相比，精神疾病性状水平较高的人的CNV相似或更强，但这些发现取决于所检查的精神疾病维度或所检查的大脑半球。Carlson与thai用毕业生作为被试，在预期持续绩效任务（CPT）上发现了较高的CNV，但这仅用于PPIFD评分，而不是SCI或CH（显示较弱的CNV）。Flor等使用高风险社工样本在巴甫洛夫条件试验中的试验中，在右半球发现了较高的CNV。Rothemund和同事们使用合法和非合法参与社工成员的混合样本，注意到左半球的CNV较高，是巴甫洛夫条件训练任务的变体，但晚期CNV（CNVt）较低。Forth and Hare发现高精神疾病性的囚犯在预知的反应时间任务中早期CNV振幅升高。作者得出结论，缺乏晚期CNV可能表明情绪调节受到干扰。最后，Varlamov在一组患有并发症的人格障碍患者go/nogo任务中发现较低的CNV。
总之，在总水平上，有40％的研究CNV的研究（2个研究）发现证据支持更大的CNV幅度差异，两项研究（40％）发现降低CNV幅度的证据（请参见表3，A节）。
表3 精神疾病与EEG研究：CNV ERN 晚期成分溯源
6.2.错误相关负波（ERN，Error-Related Negativity ）
ERN是通过检测到自己的错误生成的，并且在错误响应后的0-100ms之间达到峰值。ERN对于加强响应的关联，行为监控和适应至关重要。也可以在检测自己的错误（rERN；有时称为Ne）和检测他人的错误（oERN）之间进行区分。与误差有关的正向ERP称为Pe，Pe是一种慢波，响应开始后，其最大振幅在200至400毫秒之间达到峰值。ERN/Ne反映了初始的，自动的纠错和活动监测流程，包括激励性的评估此类刺激（motivational appraisal of such stimuli）。从基底神经节到前扣带回，岛状皮层，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和后内侧额皮质（pmFC），与错误处理的各个方面有关。反馈相关的负性电位（FRN）是用于反映错误处理的另一个术语。以前的常见任务消除错误的处理包括flanker任务和go/nogo任务。
共有十三项研究检查了ERN与精神疾病性状。其中有三项研究发现较大的ERN可以研究症状较严重的群体，但差异往往取决于所测试的精神疾病的维度.例如，Bresin使用处于高度危险中的社工样本，在flanker任务中观察到F1精神疾病较高的ERN，但也观察到F2的较低ERN。同样地，Schulreich使用女大学生样本发现面部反馈任务的FRN幅度较大，但这是针对FD评分的，SCI则意味着较低的FRN。Pasion发现较高的ERN代表鲁莽，而较低的ERN代表抑制力。最后，Steele使用一个囚犯样本，在F1和F3较高人群的Go/nogo上观察到更高的Pe振幅。
八项研究发现精神疾病患者和非精神疾病患者在ERN上不存在。具体来说，使用住院和对照样本，Brazil发现Erikson flanker任务的ERN振幅和潜伏期没有差异。然而，Brazi却在错误处理的后期发现了较低的Pe。在另一项研究中，使用住院样本，Brazil没有发现rERN的差异，但是当参与者观察其他人犯错时，却在Arrowhead 的flanker任务中发现了较低的oERN。Maurer在一个年轻的男囚样品中的go/nogo任务中发现ERN在精神疾病和非精神疾病罪犯之间没有区别，但却发现了F4的Pe较低（反种族主义）。在女性样本中，Maurer还观察到ERN/Ne或go/nogo任务没有差异，但发现PCL总分和F1分数的Pe幅度较低。此外，Steele使用囚犯样品发现go/nogo任务的ERN / Ne没有差异，但是发现精神疾病性状高的人的Pe较高。von Borries等使用暴力罪犯样本发现精神疾病患者和非精神疾病患者在fERN方面没有差异，但在概率学习任务中发现精神疾病性状高的人的rERN较低。另一项实验则发现男性面部flanker任务中囚犯和社工人员总体ERN较弱。大多数研究发现精神疾病患者对于非精神疾病患者的ERN振幅较高或者持平。
总的来说，在总分水平上，有0％的研究（无研究）发现ERN振幅增加，有84.6％的研究（有11项研究）发现ERN振幅没有差异，有15.4％的研究（有2项研究）比较具有高和低水平的精神疾病特征的个体时，发现ERN振幅降低（请参阅表3，B部分）。
6.3.本章总结
一些心理疾病的理论模型表明，精神疾病患者在这些方面有缺陷：（i）保持注意力，（ii）适可而止”put on the brakes”，（iii）反思过错。这可能意味着即使被提醒（S1-S2），他们也无法对即将到来的刺激给予足够的关注，并且他们可能无法调整自己的行为来满足命令。CNV和ERN提供了检查这些类型缺陷的证据方法。但是，这篇综述中的研究对CNV没有提供缺陷的证据，而是建议精神疾病患者在等待第二提示（second cue）时将足够的注意力放在即将出现的目标上。因此，本次综述中与预期相关的CNV研究结果支持以下假设：精神疾病患者在为命令性刺激调动注意力时与普通人同样熟练甚至更加高效。只有两项研究发现精神变态个体仅在一个半球内显示出较弱的初始CNV分化，并且仅在消失过程中才出现，这是可以预期的CNV减弱（警告信号S1不再提供命令信号S2的线索）。Carson和Thai可能会根据不同的心理疾病因素揭示差异。在他们的研究中，FD评分升高的患者表现出较高的CNV，CH评分升高的患者显示较低的CNV。研究结果表明，在前扣带回、眶额皮质、腹侧纹状体和杏仁核可能参与的指导下，大多数情况下高精神疾病性状的人的强化决策是没有缺陷的。Forth and Hare称，先前关于精神疾病患者可能显示较低CNV的说法是“基于错误的前提，即精神疾病患者通常不了解事件之间的关系”。关于错误处理，精神疾病性和非精神疾病性患者之间的ERN振幅基本没有差异，这表明精神疾病性状高的人的错误处理机制可能也是完整的。在存在差异的地方，它们似乎很微妙。首先，在一项研究中，那些精神疾病性状高的人表现出异常的神经元活动，而其他人则犯了错误（ERNo中的差异）。此外，错误处理（Pe）的后期可能会出现缺陷，这可能代表错误处理的下游情感成分（例如，精神疾病患者对错误的坚持程度）。这些发现也可能与CNVt的发现一致，在最初的认知处理（CNVi）之后，事件的情感处理较低。
7、中后期（ERP）处理：语言处理，详尽的情感处理和疼痛处理
通过EEG进行的后期处理可以检查语言，后期抑制，详尽的情绪处理和疼痛处理。具体来说，晚期正向波（P400-P600）和负向波用于检查各种人类功能，包括语言处理，晚期定向和抑制。晚期正电位（LPP）利用刺激性的精细处理，包括具有情感内容的刺激。因此，晚期正负波的EEG输出可能为精神疾病者的个性提供信息。
7.1.晚期正波（Ps）：P450/P550/P600
P400-P600已与语言和后来的认知情感处理相关联，可能起源于左半球以执行语言任务。常见任务包括词语决策和单词任务。三项研究调查了晚期正成分（超过400毫秒）。Kiehl使用囚犯样本，发现在单词重新识别方面P600没有区别，但确实在区别不同类型词汇时观察到较低的P600波幅。一种是在抽象词和具体词之间进行区分，另一种是在情感词和非情感词之间进行区分。Howard and McCullagh (2007) 让男囚犯完成警惕任务，在背景中展示了情感图片为靶向刺激，发现具有症状较严重的个体会生较小的P450。然而，在three-stimulus oddball任务中，具有较高F2（情感特质）的人对情感刺激（高和低唤醒背景刺激）产生的P450和P550明显更高。对于P450或P550，在此类别中未发现明显差异。Kiehl关注总水平（total scores），而Howard 和 McCullagh（2007）发现差异主要体现在F2（情感）上。第三项研究发现较低的P400-P600用于同理心任务。总体上，只有三项研究调查了晚期正波。其中两项研究（66.67％）发现对单词识别任务和情感任务的反应不一，而另一项研究（33.33％）发现对同情任务的P400-P600波更低（请参阅表3，C部分）。
7.2.精神疾病和N300-N550
中晚期负波（Mid-to-late negative，N）一直用于主要反映语义期望，语义含义整合和语义不一致。N550起源于左半球区域。N550波形已通过情感词汇决策任务进行了检查。较少研究中晚期N成分（例如N300）用于检测抑制作用（Go/No-go），也可用于测试人脸和情绪信息的处理.在后来的有关面部刺激和情绪刺激的研究中，负波形（例如N300）的增加被认为是对刺激的情感成分（例如面部或图片）的反应线索。N450则用于检查后期注意.
八项研究调查了与精神疾病有关的N300至N550电位。Kiehl(1999b)研究发现，患有精神疾病性状的囚犯在额叶和中央区域（主要在左半球）的N350幅度较高，以进行词语决策任务。任务的其他两个组成部分也得到了更高的N350，包括抽象词与具体词的检测以及正词与负词的检测。Howard and McCullagh发现具有精神疾病特征的囚犯在观看令人不快的情感图片时N350较高，这与非精神疾病者相反，而非精神疾病人在积极情绪图片中和图片分类中表现较高的N350。Varlamov在人格障碍患者的样本中发现，N300在go/nogo任务中没有差异。
Cheng及其同事使用视觉疼痛刺激发现症状较严重的年轻罪犯观看他人的痛苦时，N360较低。而关于N450，Hiatt-Racer的研究使用青少年社工样本显示，在注意定向任务的后期阶段，精神疾病患者和非精神疾病患者之间没有差异。三项N500/N550的研究发现，成人囚犯样本在一些任务中N500/N550的振幅更大，包括听觉和视觉上的oddball任务，以及词汇决策任务（Williamson等，1991）。
总的来说，在总分水平上，有62.5％的研究（5个研究）显示出较高的晚期负波振幅，有25％（2个研究）显示无差异，而12.5％（有1个研究）的研究显示在多个任务中较低的晚期负波振幅。（请参阅表3，D部分）。
7.3.晚期正成分（LPP）和慢波（SW）
后期正成分（LPP）的特征是在刺激后约400-500毫秒开始出现，并持续几百毫秒。其他相关的ERP也包括慢波（SW）和后期正分量（LPC）。LPP与识别记忆，情感处理和信息的重新评估有关。LPP增强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调节策略来减弱，例如抑制和重新评估。据报道，LPP在顶叶部位最大。但是，引起LPP的潜在起源包括由皮质和皮质下结构组成的广泛的大脑网络。该ERP的共同任务是广泛的，并且可以包括例如oddball，重复和识别范例（例如，旧单词和新单词列表）以及情感范例（例如听觉和视觉情感刺激）。
十七项研究测试了LPP/SW与精神疾病性状。四项研究发现LPP升高。具体来说，Anderson和Stanford发现精神疾病症状严重的社工与精神疾病症状轻微的社工表现出较低的LPP，以应对内隐的情绪刺激。但是，当被要求根据图片是否具有情感内容（显式识别任务）对图片进行分类时，发现那些具有伪心理障碍特征的人会产生升高的LPP。Cheng发现观察其他人处于疼痛状态时，那些具有较高的精神疾病性状的人的LPP幅度更大。Juta观察到囚犯在语音oddball任务有关的SW振幅更大。最后，Medina在令人愉悦视觉刺激中发现LPP升高。
三项研究发现，在一些实验任务上，精神疾病患者和非精神疾病患者的LPP均无差异，Anderson和Stanford使用社工在图片查看任务的go/nogo部分上没有发现LPP差异。Eisenbarth通过女性住院病人的样本观察到LPP与情绪诱导情感图片范例没有差异。最后，Rothemund发现在合法参与的成年人和社工成年人中，LPP与巴甫洛夫式的调理任务（面部 休克配对）没有差异。
十一项研究发现与精神疾病有关的LPP在几个不同的实验任务中均较低，但仅限于一定的条件下。其中，Anderson和Stanford在症状严重的社工被试中显示出较低的LPP，其中的差异是隐性的（无法根据指令确定图片是否具有情感内容）。在单独的研究中，一些任务的LPP较低，其中包括oddball的任务，图片任务（愉快和不愉快的熟悉图片），人脸识别任务，以及情感上的Stroop任务，Decety在年轻和成年罪犯在视觉疼痛刺激中发现较低的LPP。Howard 和 McCullagh还在一个囚犯样本中发现，对情感警惕任务和情感分类任务（oddball）的阳性SW较低。Brennan发现精神疾病性状升高和SW偏低幅值，这预示了攻击性。最后，Williamson使用囚犯样本观察到他们对情感词的SW振幅较低，而对中性词的SW振幅正常
总体而言，在总水平上，有11.8％的研究（2个研究）发现更大的LPP波幅，有23.5％的研究（4个研究）没有发现LLP波幅的差异，有47.2％的研究（8个研究）发现了症状越严重波幅越低。此外，根据研究任务，有17.5％的研究（3个研究）发现了不同的发现。
而在因素水平上，Anderson指出，因素1、3和4占了较低SW振幅的大部分差异。Sadeh和Verona发现，较高的F1分数与较低的LPP有关，导致其减少了对包含情感内容（图片）的信息的下游处理。同样，Medina发现较低的LPP用于FD和令人不快的刺激，而LPP则随着令人愉快的刺激（精神疾病总指数）升高。Howard and McCullagh在情绪处理任务中，观察到PCL的F1和F2的LPP较低。Baskin-Sommers还发现在他们的研究中降低LPP的作用与F2有关。Brislin发现与TriPM定义的LPP和去抑制作用呈负相关（类似于PCLF3）。Dongen发现当社工被试观看共情任务时，TriPM平均值与LPP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请参阅表3，E节）。
7.4.P1100和P1400
在一项独特的研究中，Marcoux及其同事以一定的频率电刺激被试的手，从而在体感皮层产生反应，并同时引入了一系列图像来忍耐（减少）体感刺激的反应。在门诊人格障碍样本中实验人员发现，对于那些精神疾病症状严重的人，发现忍耐在疼痛情况下更为重要，而且更为显著。因此，具有精神疾病性状的人可以更快地减轻疼痛。总而言之，100％的研究表明精神疾病者对自己的疼痛有更高的忍耐度，并且为减轻疼痛做出了更快的反应（参见表3，F节）。
7.5.本章总结
Cleckley相信精神疾病患者有某种类型的语言缺陷，他称之为“语义失语”。Cleckley还认为，精神疾病患者的情感是短暂的或应激性的，而不是深刻的情感。其他人也类似地写到了在精神疾病患者中观察到的情绪缺陷。例如，Johns和Quay指出，精神疾病患者“知道音符，但不知道音乐”，并且Blair（2010）已经提出在杏仁核水平上编码情感相关信息的存在缺陷。在机制上，似乎确实存在情感缺陷的强烈共识。ERP使人们可以间接地检查潜在的机制。关于语言和语义失语，相关证据还不足。然而，Williamson(1991)指出语言处理中的一些不规则之处。Kiehl(1999a,b)其他研究表明，图片浏览上存在缺陷（Anderson和Stanford，2012)。晚期ERP的一个显著发现是LPP的发现表明，精神疾病症状严重的个体可能会尽早终止情绪信息的处理（例如，脸部，情绪性Stroop，看到其他人处于痛苦之中）。一项研究表明，精神疾病性个人更加专注于观察他人的痛苦/痛苦，即使在另外两项研究中，那些精神疾病性状高的人也能很快减轻自己的痛苦。
8、频谱分析（Alpha，Beta，Gamma，Theta和Mu）
脑电功率谱分析通常在睁眼和闭眼条件下进行，在某些情况下，会根据特定任务检查这些频段。迄今为止，只有六项研究检查了不同的频段（α，β，γ，θ，μ）。Calzada-Reyes等人以被监禁的暴力侵害者为样本，发现：在精神疾病患者组中，左顶颞叶区域和双侧枕叶区域的β激活过度，而左顶颞叶和顶叶中央位置的α谱带下降。LORETA显示，与额颞叶边缘区域的非精神疾病患者相比，精神疾病患者的beta激活增加。左顶枕区的β激活与superficial charm和不承担责任呈正相关。更高的beta活动与增加的认知活动以及潜在的表现superficial charm和其他精神疾病相关特征的能力相吻合，但是，整个头部的beta差异水平尚不清楚，需要进一步解释。
Tillem发现观察不愉快照片时，具有较高F1精神疾病特征的男囚犯具有较高的theta连贯性。那些具有较高F2精神疾病性状的人对新颖的情感图片具有更高的theta连贯性，但对于亲属图片则不一定。作者得出的结论是，theta连贯性的F1差异可能与负荷有关，或者精神疾病症状严重的个体也可能更多地关注不愉快的画面，而F2差异可能与情感显著性有关。
Tillem分析了go/nogo任务的alpha反应，并发现精神疾病患者的注意力异常特质。作者使用青少年的社区样本指出，精神疾病性状高的人在Go/No-go任务期间对视觉提示的整体注意力集中，这与增强的parocto-occi-pital alpha抑制有关，而注意力的过度分配减少了神经运动控制所需的资源，这通过No-go试验期间较低的中央α激活来证明。该学者还使用图形分析检查了连通性，以估计神经区域之间如何良好地通信。这是通过使用网络效率指标量化各种网络特征来执行的。研究结果表明，具有较高F1特质的人在alpha（即长距离神经交流）和gamma（即短距离神经交流）频带内的交流效率较低.得出结论，“精神疾病性状与神经沟通基本效率的改变有关”，这涉及短程和长程连接（请参见表3，H部分）。
8.1.本章总结
Cleckley（1988）曾说过，尽管迷人的“精神变态者总是表现出普遍的情感贫困”和“没有……似乎能够真诚地实现主要情感”（第348页）。频谱分析为精神疾病学理论提供了支持，这些理论表明了一些严重的情绪缺陷。Calzada-Reyes发现较高的β波可能会证实与更大的活动相关的大脑联结。此外，更高的β激活也表明皮质-皮质下的交互作用，警觉性和脑唤醒。这些更大的激活与该样本的表面魅力和精神疾病的其他人际关系相关。Decety研究结果为感知他人痛苦中的mu/alpha频段抑制提供了情感上的支持。鉴于精神疾病患者被认为对周围环境保持机敏和认知，但对他人普遍缺乏关注，因此某些发现也符合理论。一项研究表明，患者短距离和远距离神经沟通受到干扰，这表示，尽管这项研究尚处于初期阶段，但通信效率较低，需要对频谱数据进行进一步调查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
9、定位分析：头皮位置和半球差异
许多研究尝试通过定位分析来检查神经放电的位置。此类分析可能会提供有关各种认知功能的潜在半球差异（不对称性）或对侧脑部差异的关键信息。位点分析使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并将电极位点输入为受试者测量值。与其他方式相比，这使研究人员可以发现特定ERP尤其突出的大脑区域。热图（能量图）通常使用多重t检验来说明在特定认知功能方面ERP特别突出的大脑区域。
有33项研究进行了定位分析，另外有十六项研究使用了热图。22项研究通过定位ERP交互作用发现了精神疾病。十一项研究未发现因精神疾病交互作用而产生的ERP位点。在报告定位差异的二十一项可解释的研究中，研究结果范围越来越广。与N100的三种交互作用，两个与N200的交互作用，十二项研究发现了涉及P300的交互，发现与N350有两个相互作用，还有两个LPP的交互作用。另外两项研究发现，CNV各点之间存在特定差异。
一项研究指出了N120,N180,P200,N275,N350,N360,P375,P450,N550,P600等成分在心理疾病相互作用中的重要位置，晚期CNV和ERN.尽管探究尚浅，但在一项研究中，Hoppenbrouwers观察到精神疾病患者的“从右向左半球间信号传播（ISP）”的全局增长。他们还发现，精神变态罪犯在右半球的皮质静息期（cortical silent Periods，CSP）明显长于左半球，而在左半球则没有，并且精神疾病犯从左，右运动皮层测量的CSP有所不同。在第二项研究中Hoppenbrouwers沿TMS激活沿结肠体的兴奋性纤维，以观察那些具有精神疾病性状的人的半球间信号传播（ISP），从而提供来自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的半球间连通性的信息。作者报告了从右到左的功能连接异常，并且还指出了精神疾病患者的大脑皮层内抑制在右半球而不是左半球。作者得出结论，从右到左的连接性受到影响，但从左到右的连接性是完整的。这些发现需要完善，因为研究人员使用了从中途招募的参与者，并发问题是常见的问题，包括大量吸毒（超过样本的80％）。正如作者所言，结果可能代表精神疾病人的不完善认知能力。
9.1.本章总结
位置分析（site analyses）结果表明，对于具有精神疾病症状的ERP（N100，N200，P300，LPP），头皮表现出更大的激活作用。横向比较，八项研究发现了关于半球不对称的重要结果。在这八项研究中，一半的研究表明，在具有较高的精神疾病性特征.其他研究表明，精神疾病患者的大脑只是被不同程度地偏侧.然而总的来说，很难从位置分析中确定大量的累积信息。相反，可以了解到的是，更多位面上的分析需要使用越来越复杂的技术，并且需要更高级别的系统化才能进一步了解。
10.结论和未来方向
精神疾病患者的神经功能异常被认为是导致该综合征的原因。但是，尚不清楚神经异常的问题在哪，特别是考虑到两种不同的精神疾病学主导理论。关于神经功能，RM理论可能意味着处理外围信息时自上而下的缺陷，而无畏（Low-Fear）模型最有可能预测自下而上的缺陷。神经系统异常可能更复杂并且可能更细微。心理生理学研究可以促进我们对精神疾病性状升高的那些异常的理解。脑电图研究可以增进我们对各种心理疾病理论模型和治疗方法的理解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探究现有脑电数据（ERP，频谱）以确定精神疾病症状严重的患者与精神病症状轻微的患者相比，在神经功能上的相似与差异。
关于精神疾病患者的描述是迷惑，浮夸，控制欲强，狡诈，因此预期他们的表现将不受主要认知任务的影响。这样，具有较高精神疾病性状的人会表现出正常的定向，记忆更新，联想学习和错误处理（如各种ERP所索引）。但是，人们预计情绪功能会出现缺陷，包括注意威胁，对情绪内容进行语言处理以及对具有情绪内容的图画刺激的反应能力。
在50-200ms范围内分析ERP的研究倾向于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精神疾病患者在他们的环境中适应新信息时并不存在困难。与精神疾病症状轻微的个体相比，严重症状个体在适应新信息时表现正常或者更加高效，除了威胁刺激（例如电击）或其他无关的刺激物（例如音调）。与对照组相比，在精神疾病性状高的患者中，面部处理，失匹配检测和记忆更新（N170-P300）也没有显示出明显的缺陷。相反，如N170研究结果所示，可能存在因素水平而特定的缺陷，这些缺陷可能由涉及独立因子的症状所弥补。具体而言，五项P100研究中的三项显示对外围刺激的复制较低，并且任务执行得到增强，因为精神疾病症状严重的人不会被外界信息分散注意力。同样，N100研究中只有五分之一（21％）的测试任务振幅较低。超过一半（58％）的信号显示出相似或更高的振幅，通常可以解释为具有相同或更强的功能。研究表明，较低的振幅（21％）似乎特定于威胁（电击）或具有情感内容的刺激（他人痛苦的照片）.
在P200研究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表现出较低的学习任务幅度，而近三分之二（62.5％）的人则表现出无差异或更高的振幅表现出相似或优越的神经性能。在N170项研究中，没有一项（0％）在总评分水平上显示出较低的幅值，并且在因子水平上有显著（但不一致）的发现，并带有一些潜在的补偿性因素（Brislin等人，2018年)。在N200研究中，只有十分之一（11.1％）的人发现振幅较低，而超过四分之三（77.7％）的人则没有差异或振幅更高，表明处理水平相似或更高。对于P300研究，不到五分之一（15.6％）的振幅较低，而超过三分之二（68.7％）的振幅没有差异或振幅较高，再次表明性能相似或增强。在显示较低振幅的研究中，较低振幅倾向于特定于F2（方面3和4），而对于情感内容更常见。较晚的P和N波形往往表明，精神疾病性状升高的人对情绪丰富的绘画内容或否定单词。特定于情绪/刺激的较低振幅情感内容在整个调查中都是主题性的。
总体而言，在定向和记忆更新功能方面，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其存在缺陷，但是也许有些微妙的差异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增强精神疾病患者的表现。与威胁处理和情感处理有关的缺陷更加明显，并且会影响倾向于在下游发生的加载内容。
关于联想学习和错误处理，本综述中的脑电研究未显示精神疾病者有损伤的有力证据。总体而言，就CNVi而言，只有两项研究（40％）发现CNV较低，而十分之六（60％）的研究表明CNV相似或升高。最终CNV可能会显示更多偏差，但是即使使用CNVt，研究结果也有些不同。具体来说，一项研究发现CNVt较低，一项找不到差异，三分之一的人发现CNVt较强。关于错误处理，绝大多数检查ERN的调查（84.6％）没有显示出差异，这表明那些精神疾病特征较高的人在识别错误上似乎没有缺陷。在Pe方面存在一些明显差异，四分之三（75％）的研究检查了该成分，表明Pe较低，这可能意味着较少的持久的关注和一开始对犯错的谨慎。这些发现表示精神疾病患者无法从经验中学到或发现错误.这些发现以及专注于联想学习的N100和P200，都表明联想学习或错误处理没有缺陷，并且可能表演在某些情况下。晚期ERP产生了最明显的差异，表明精神疾病症状严重和轻微之间的特征性区别之一可能在处理过程中相对较晚。具体而言，LPP表明，精神疾病症状严重的人比轻微的人更早地终止了对具有情感含量的刺激的处理，尤其是在刺激物没有情感动机的情况下。不幸的是，在仅有的几项研究中，精神疾病症状严重的个体特别注意了所描绘的疼痛和痛苦的刺激。
总体而言，一半（47％）的研究表明LPP较低，而超过三分之一（34％）的LPP则与各项任务相似或较高。如前所述，较低的幅度往往是朝着观看疼痛的方向，以及带有情绪刺激的图片观看（动物，人们在模棱两可的任务中艰苦奋斗需要更多的努力。然而，在一些研究中，较高的LPP往往与看到其他人处于疼痛状态最相关。与此相关的是Marcoux和同事发现，精神疾病患者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处理其他人处于疼痛状态的刺激，这可以通过更大幅度地证明体感gating阶段。但是，精神疾病症状严重的个体更快地缓解自己的痛苦。
10.1.精神疾病的理论模型
关于理论模型，研究结果为这两种理论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如何进行研究框架以及如何解释他们各自的EEG调查结果。例如，RM支持的研究如安东和Baskin-Sommers等。在其他必要处理（主要目标）的背景下检查威胁处理。Baskin-Sommers他们认为，那些具有精神疾病症状的个体非常关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目标，以至于他们能够忽略这种威胁。然而，当被要求应对这种威胁时，研究表明，严重患者能够缓解其反应。Hare还发现，那些精神疾病得分高的人更容易忽略无关紧要的音调节点，这会分散注意力而不是帮助完成任务。Anderson为RM理论提供了额外的支持，因为他们的研究表明，除非使图片中描绘的情感信息突出（引起他们的注意），否则具有精神疾病特征的人不太可能对此一无所知。但是，当被要求对emotional的情感图片进行分类时，具有较高精神疾病性特征的人即使能够花费额外的神经活动来做出正确的分类，也能够识别出情绪刺激。这些发现与以前的发现相对应。Newman的研究表明，精神疾病患者在被要求关注恐惧时能更好地专注于恐惧。Krusemark研究进一步支持RM提示在具有较高的精神疾病性状的患者中，自上而下的处理（称为“选择性处理”）在那些症状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中表现出优势，这可能表示从上到下的集中（认知控制）而非自下而上的预测不足。
Calzada-Reyes的时间序列研究发现较高的静息β波可能反映了较高的皮层活动率，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与更大魅力和人际关系的联系，而这通常需要其他认知资源。这表明抑制可能与精神疾病的冷漠有关，可能对无畏假说的更多支持。但是，Tillem表示对于较高F1性状的人来说，较高的theta波表示对不愉快的熟悉图片可能暗示了更大的负担，因此可能为RM模型提供了一些支持。Tillem的结论为“精神疾病患者感官信息的整合受到损害”。尽管只是暂时的，但 Tillem的研究表明，那些精神疾病症状严重的人在短程和长程的神经沟通中受到干扰。据报道，这些领域支持RM，但由于发现似乎可以进行多种解释，因此需要进一步描述与RM理论的特定联系。
本文中的其他研究为基于情感的模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例如无畏（Low-Fear）模型。多项研究为精神疾病评分较高的人提供了疼痛移情异常的证据。Cheng(2012)结果表明，精神疾病患者的额叶N120和中央顶叶LPP异常，反映了早期的情感唤醒和晚期的认知评估。值得一提的是，额叶N120可能与负向偏见有关，并且LPP反映了对不愉快刺激的重新评估以及增强的注意力过程还发现，精神疾病患者的疼痛阈值更高，这进一步突出了潜在的恐惧缺陷。Decety和同事研究表明，脑电图的gamma和mu表明，精神疾病症状严重个体具有同理心的能力，尽管他们不太可能会与他人的痛苦产生共鸣。他们发现的神经网络包括编码观察者中疼痛处理的动机情感成分和感觉辨别成分的区域，即补充运动区域，体感皮层，ACC，导管周围灰质和前岛。Marcoux等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了这些发现。Howard 和 McCullagh发现精神疾病患者对不愉快的图片表现出更大的振幅（P1100），并且对情境情感信息敏感。这些作者明确指出，他们的研究发现“在反应调节不足方面对精神疾病有所帮助”。在脑电输出中缺乏相关学习和错误处理异常的发现也可能反对RM。
数十年来，多个研究在精神疾病因素水平上观察到了重要差异.这有助于我们了解该疾病是多成因疾病，同时，这些因素通常在心理和生理上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文中回顾的脑电图结果也显示出重要的差异。这些差异表明，可能存在不同的精神疾病学基础。例如，当在N200中显示出差异（幅值较低）时，这些差异可能与F2特性升高而不是F1特性有关。同样，尽管大多数研究表明P300具有可比性或增强性，但记忆力未受损的更新可能最契合具有F1特质的人，而不是F2特质较高的人。同样，较弱的ERN可能与较宽泛的精神疾病评分无关，并且与F1特质升高的人无关，但是这种缺陷可能与F2特质升高有关。这些发现对理解精神疾病患者的大脑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根据不同的条件设定，某些ERP的振幅可能更强或更弱，这可能会导致脑功能各个方面的增强或损害。这些潜在的差异强调了多过程模型（如双过程模型）的重要性。例如，双重过程模型表明F1由弱防御系统weak defensive system (fearlessness)造成，F2由潜在的抑制力和外在倾向性造成（可能与RM相关）。因此，多过程模型可能不只是着眼于RM和无畏（Low-Fear）观点，而是通过研究心理疾病的不同维度及其神经生理学基础来发展。可能的情况是，精神疾病的多个组成部分有两个以上的过程，并且集中于精神疾病的三个主要方面可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精神疾病.在这方面，三元过程模型可能更适合于指定反社会行为.
10.2.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当前的综述表明，关于精神疾病和脑电图的研究对精神疾病具有较深的认识。同时，本研究重点介绍了改进未来调查以进一步建立知识库的方法。
首先，在报告心理疾病总分和潜在因素得分方面更加一致将有助于研究，并有助于回答有关脑电图检查结果是否特定于更广泛的心理疾病结构或基础维度的问题。
第二，报告重要的脑电图结果的位置以及使用复杂的技术（例如sLORETA）将增强我们对空间知识的了解。
第三，减少合并症和药物滥用问题可能会掩盖脑电图的发现，可能有助于确定与精神疾病，精神疾病合并症和/或药物滥用有关的脑功能差异。具体来说，该评价中的一些研究显示了严重的大脑缺陷，但是这些缺陷通常倾向于存在于多健康问题参与者或同时发生物质使用困难的参与者中。鉴于由以下人员提出的临床描述，精神疾病的大脑异常可能会更加微妙。Cleckley和Hare，使这些区别变得至关重要。
第四，即使研究表明精神疾病是多维/非分类性的，在各个年龄段，性别和设置（setting）（例如法医和社区），并锚定到Cleckley和Hare，需要更多工作来检查与EEG结果相关的模型。最后，越来越多的比较理论模型的研究设计将增加有关精神疾病的知识。
10.3.结论
本文探究了精神疾病和脑电数据之间的关系，包括早/中/晚期时间序列上的处理。另外，涉及了频谱分析。结果的模式表明，精神疾病患者可能有很强的早期选择过程，而情感信息的处理却变弱或难以持续。这可能表明，精神疾病患者的信息处理既有自动方面也有战略方面的问题，其中那些精神疾病特征较高的人有目的地花更少的时间来处理痛苦刺激。这个想法与Hare的关于LPP振幅可以通过自愿的自上而下的控制的这些发现观点一致，即，精神疾病患者根据自己的私利，对情况的评估以及对情感和福利的关注，决定“遵循哪些规则或刺激”。然而，关于此主题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Thai的综述巩固了对精神疾病和脑电图的研究，并提供了增强未来科学的方法。这些发现可能表明，对联想学习，错误处理和记忆更新的关注可能对以下症状的影响很小甚至没有影响：精神疾病，而对威胁和情绪处理的强调可能会收集更多的见解。频谱分析可能会提供进一步的研究途径。错误处理（Pe）和联想学习（CNVt）与精神疾病患者对事件的情感反应有关，可以证明是有益的。通过了解具有精神疾病性状的人的神经功能，我们可以更精确地确定该病的生物学特征。反过来，这可能有助于制定诊断和统计手册，以及最终调整包括神经干预在内的干预措施，以帮助全球范围内高精神疾病症状的人。
doi:10.1016/j.neubiorev.2019.05.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