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ack是硅谷一家多元化的公司，它雇佣了三名以前被监禁的程序员。但事实上，当一个人从监狱获释时，监禁的耻辱并没有结束......
以下为译文：
Jesse Aguirre在Slack公司的日常工作通常从一个标准的工程会议开始，程序员们称之为“standups”（注：standups指球赛开赛前队员围成一圈互相鼓励），他和他的同事会在那里计划好接下来一天的工作安排。而在那个圈子里站着的有来自硅谷顶尖公司和美国顶尖大学的毕业生。
然而现年26岁的Aguirre却连高中都没有读完，到目前为止，其成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Slack公司是他的第一个全职雇主。而在他从事编程工作的这几年里，Aguirre培养了一种可能是所有软件工程师武器库中最有用的技能：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Aguirre及其同事Lino Ornelas、Charles Anderson是Next Chapter项目的首批受益成员。这个由Slack公司和Last Mile（最后一英里）、W.K. Kellogg基金会以及Free America联合发起的项目，旨在帮助那些曾经被监禁过的人在科技行业找到工作机会。当该项目去年在Slack公司启动的时候只是作为一个学徒项目，并没有保证提供全职就业的机会。Alexis C. Madrigal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提供学徒性的而不是永久性的工作似乎看上去没有太大不同，但是多个支持被监禁出狱人的倡导者们则呼吁人们关注这部分的差别。”
这种看法是有理由的。硅谷确实经常采取一些象征性的措施，让这个行业看上去更加公平，但在实现持久变革方面却做得不够。然而，就在Slack公司首次公开募股（IPO）的前几天，Aguirre、Ornelas和Anderson都获得了包括股票期权在内的一份全职工作。对于Aguirre和他的朋友们来说，这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他们能做好这份工作吗？因为进入精英组织并不一定意味着成功。“没有什么比工作更能阻止一颗子弹了，”总部位于加州的“重返社会计划”Root & Rebound的执行董事——Katherine Katcher说：“但是重新踏入社会是很复杂的，没有其它支持，只有一份工作通常是不够的。”
对于曾经被监禁的人来说，找到并保住一份工作的风险很高。从加州监狱系统释放出来的人在三年内因再次犯罪而重返监狱的比例几乎占了三分之二。一份全职工作是减少累犯的最有效手段之一，而当你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监狱里度过时，找到一份工作就不是那么容易了。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对有犯罪前科的人的歧视，曾经被监禁过的人的失业率是全国平均失业率的六倍多。
Aguirre最近在电话里对我说：“当我得到这个工作机会时，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大学毕业被征召进NBA的人一样幸运。但鉴于我的背景，我也觉得自己有很多东西需要证明。
Aguirre最初是在Ironwood州立监狱（Ironwood State Prison）作为一名囚犯接触软件开发的，Ironwood州立监狱是一个以酷暑和渐进式改造计划闻名的加州乡村监狱。在加入“最后一英里”（一个在监狱里教授商业和软件技能的项目）项目的第一个月，Aguirre和他的伙伴们没有机会使用计算机，他们依靠书本和钢笔在草稿纸上潦草地写下代码。在他的第一个项目中，Aguirre手写代码，仅仅依靠连锁店主页的打印副本作为参考，重新创建了In-N-Out Burger网站。
Drew McGahey——Slack公司里担任这三个学徒工的工程经——最初被他们解决他所说的“空白画布问题”的能力所打动，而这些问题没有指定的解决方案。他这样说：“回想他们的经历，你会觉得很有意义，他们在无法上网的环境中学会了如何编程，这说明他们有强大的动力。”
但从一开始，Aguirre就清楚地认识到，当一个人从监狱获释时，监禁的耻辱并没有结束，Slack公司的一些客户限制他们的供应商允许有犯罪记录的人访问他们的数据。这三个学徒之所以都被安排在编写测试程序以确保其他工程师代码质量的自动化测试团队中，正是因为这份工作与客户数据隔离。
甚至在开始Slack公司的工作之前，他们就面临了一个不小的挑战，那就是迁移到硅谷，这是Aguirre、Ornelas和Anderson为了接受他们的职位必须要做的，而这就意味着他们三人都被假释到其他司法管辖区。移交假释任务不仅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官僚程序，而且仅仅只是找到一个既能接受有犯罪前科，同时又能够负担得起的地方居住（特别是在加州的湾区，因为那里的住房市场紧张），本身就需要一份全职工作。Aguirre说，他迫于压力离开了他一开始居住的地方，因为他的室友对和一个曾在监狱待过的人住在一起越发感到不安。在和他的一个朋友住了近一年后，他提交了50多次公寓申请，直到他找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居所。
“找工作是一件难事，我们都知道与监禁有关的耻辱使得找工作真的非常困难，但同样存在寻找住所的难题，”Kenyatta Leal这样说。他自己曾经被监禁过，现在担任“重返社会经理”一职为Slack公司的Next Chapter项目工作。
Leal作为一名有亲身经历的player-coach（开展教练），指导Aguirre、Ornelas和Anderson解决住房、金融知识、工作场所规范等问题，以及他自己克服的许多其他重返社会的挑战。除了与Leal一起工作之外，Aguirre、Ornelas和Anderson还各自配有一名技术导师、一名工作文化导师和一名职业教练，而且Slack公司的一些非盈利合作伙伴会帮助学徒们解决住房、居所和旅行问题，并就刑事司法问题对Slack公司的员工给予指导。所有这些帮助都让Aguirre在办公室里感到更受欢迎，尽管他的背景与许多同事不同。
Aguirre在加利福尼亚州的Lynwood长大，那里是洛杉矶南部一个以拉丁裔为主的社区。11岁时，他的家人东迁到橙郡（Orange County），几年后，Aguirre与当地一个帮派的成员有了牵连。他因一些轻微的罪行（比如用粉笔在电线杆上做记号）被当地警方传唤，但没有受到严重指控。
在随后的2010年3月13日，当地帮派青年Ramon Magana被带有鸟枪弹药的一把猎枪击中。尽管现场目击者说Aguirre不是枪手，但是警方的证词称，是Aguirre将枪交给了最终作案的人。Aguirre作为成年人被指控谋杀未遂、侵犯人身和帮派关系。在他18岁的几周后，他被判无期徒刑。
对Aguirre的判决激起了公众的强烈抗议。2014年，加州一家上诉法院裁定，Aguirre的辩护“无效”，对他的判刑“引发了残忍和不寻常的惩罚问题”。在重新判刑的听证会上，他的刑期被缩短至7年，加上州政府规定的对参与帮派活动的10年加刑惩罚。在2017年平安夜的时候，Aguirre得知，时任加州州长的杰里·布朗（Jerry Brown）因为Aguirre在狱中的模范行为和良好的职业操守，决定取消他的这一为期10年的加刑惩罚。那时，Aguirre已经拿到了他的普通高中同等学历证书（GED），并完成了编码训练营的培训，而且他已经在狱中服刑了近8年。所以他立即获释了。
在此前一年，Slack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Stewart Butterfield）和一群同事参观了位于旧金山北部的圣昆廷州立监狱（San Quentin State Prison）的“最后一英里”（Last Mile）项目。巴特菲尔德对这个项目的严密性和囚犯们开发的软件的质量印象特别深刻。大约在Aguirre被释放的时候，Slack开始为Next Chapter项目的最终实施奠定了基础。
“Slack for Good”是该公司的慈善机构，其目标是增加某些特殊群体在科技行业的就业比例。“Slack for Good”的负责人Deepti Rohatgi说：“作为一家公司，我们的两个关键价值观是包容和同情心，这个项目不仅是解决美国的一个极其重要问题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同时也让我们的员工非常清楚，这些价值观对我们很重要。”
在接受Next Chapter的严格面试流程（其中一个和Slack公司面试任何入门级软件工程师的流程类似）的10个人中，Aguirre是三个被选中的人之一。
“如果你想了解一个社会问题，你必须接近它，” Leal说，他作为一名在圣昆廷州立监狱监禁的囚犯，也参加并完成了“最后一英里”的项目。当Leal还在服刑时，他见到了一家名为Rocketspace的技术加速器公司的CEO Duncan Logan。在他获释后，他为Logan工作了五年。Leal说说：“这对我的生活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从生活在6×9英尺的牢房里，几乎没有任何决定权，到突然成为21世纪淘金热的一部分。”。
现在，Leal不仅帮助学徒们进行文化适应，或许更重要的是，它还帮助公司其他人了解在美国曾经被监禁过意味着什么。每年有超过60万人重返社会，一家公司雇佣了三名曾经被监禁的软件工程师，对于应对重返社会的巨大挑战并不能起到多大作用。Katcher说：“像Slack公司这样的项目能够帮助重返社会的人们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尊严。但我想对这场旨在让科技界提出解决社会所有问题的方案的运动提个醒。像Slack这样的公司理应得到掌声，但是同时我们要清楚，当许多非营利组织和公共机构正在努力解决各种基本的公共服务—包括住房、医疗保健、社会支持等问题时，私营部门基本上已经放弃了。”
Slack公司的一位发言人指出，公司认识到这一项目无法解决更广泛的重返社会的挑战，但她同时指出，公司希望通过内部和非盈利合作伙伴的关系，帮助解决曾经被监禁的员工面临的各种问题。
除了给Aguirre、Ornelas和Anderson的生活带来的影响，Next Chapter项目带来的最大变化可能是Slack公司的员工，乃至整个科技行业的观点发生了转变。在招聘多元化人才方面，Slack公司的表现已经远超硅谷的一些同行。制定一个蓝图来雇佣曾经被监禁的工程师，更广泛地说，改变员工对那些曾经被监禁者的看法，可能会促使公众舆论发生更大的转变。Slack公司在全公司范围内举行了多次刑事司法会议，包括“重返社会模拟器”，员工们在会议上讨论应对人们离开监狱后面临的挑战，如提交住房申请、或在机动车辆管理局完成注册登记等等。在过去的几年里，超过200名员工访问了圣昆廷州立监狱，并对仍在服刑期的、有抱负的技术工人进行指导和交流。
“当我们第一次来到Slack公司时，我们感到恐惧，”Leal承认。一些员工对和曾经被监禁的同事一起工作犹豫不决；另一些人则认为该计划可能会分散对更重要优先事项的注意力。但他同时说，通过与Slack公司的员工交谈，他能够帮助他们改变态度。
在Slack公司全职工作六个月后，Aguirre的生活很平静。在工作中，他已成为团队中资历较深的成员之一，所以新员工有问题时会来咨询他的意见。他在周五主持一个编码小组的活动，帮助公司的其他工程师了解测试自动化过程是如何工作的。大多数时候，他和Ornelas和Anderson共进午餐。他说：“我现在很满意这些生活细节--能在任何地方想下车就下车，能在手机上用Uber Eats点我想吃的美食，能在我希望的任何时候听到我妈妈的电话。”
如今，Aguirre的目标是成为一名更好的软件开发人员。他想转变成为一名前端工程师，这样他就能够更加直接地开发用户需要Slack公司提供的功能。（备注一下：构建应用程序的某些功能并不需要工程师访问客户数据）。近日，在Slack公司的旧金山总部顶层的一个玻璃会议室里，我询问他的职业抱负。他这样回答：“我不喜欢想得太远，因为事情总是在变。但五年后，我希望我成为一名有良好记录的工程师，我的故事帮助很多人改变了他们对和我有同样背景的人的看法。” Aguirre在橙郡的一些朋友不太了解软件工程师的工作，但他们确实了解技术。Aguirre试图鼓励他们进入编程领域，并给他们送书鼓励他们开始。他说：“我告诉他们，这份工作不像在一家传统的老公司里面工作。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活。”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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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CSDN（ID：CSDNne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