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品货币演化到信用货币，货币自身的价值属性不断向交易的便利性妥协。然而，带着降低交易成本之使命而降生的货币，反而成了增加交易成本的源头之一。这集中体现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交易活动中。那么，数字货币能否解决，或者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全球经济、金融和货币体系造成的失衡问题？发行数字货币（DC/EP）能否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行方式？
人民币数字化与国际化
中国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行主权数字货币的国家。当前的共识是，它是对现金的替代。从目前的设计方案和定位来看，主要影响的是交易清算环节。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DC/EP并没有多大的颠覆性可言，无非是继续用支付宝/微信/银联，还是直接用数字货币钱包。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含义，即发行数字货币，是否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是什么？是技术，或者是货币形态吗？如果不是，国际化在多大程度上与技术相关？笔者认为，数字化无疑有助于国际化，但这种正向关系是否显著，还不太确定。用计量的语言来说的话，如果以国际化为因变量，以数字化为解释变量，做一个回归，那么假定数字化的beta系数为正，我们更想知道的是，数字有多大，它是否显著？这两个维度，都还是一个问号。笔者的观点是，技术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是次要因素。
判断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可从其在交易、结算、储备、定价等维度进行评估。最近10年中，人民币国际化一直是一个被广泛探讨的话题。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有序推进，也取得了诸多成就。如2015年12月1日，IMF宣布将人民币加入SDR，且权重仅次于美元和欧元，超过日元和英镑。但迄今为止，人民币的国际化水平仍然较低。
数字化之路是正确选择
从最新数据来看，美元在全球跨境支付中的占比为41%（SWIFT），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占比达到43%（BIS），在全球储备资产中的占比达到62%（IMF）。综合来看，金融危机之后，美元的国际地位不降反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虽有加强，但仍然处在一个与中国综合经济实力不相匹配的低水平。这说明，即使是金融危机也未撼动美元的霸权地位。
19世纪末，美国工业总产值已超过英国，但美元依然弱势。一战和二战冲击了欧洲，美国是两次世界大战唯一的赢家。一战后，美元迅速取代英镑，成为最主要的国际货币。
由史观之，美元之所以能在较短时期内取代英镑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货币，重要原因是英国在货币制度选择上犯了大错，致使英镑失去了“锚”的属性。二战后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强化了美元的权威地位，最终确立了美元霸权。1971年，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瓦解，美元霸权反而再次得到强化。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亦是如此。可见，货币有着极强的网络外部性，赢家通吃，在位优势非常明显。这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力。
美元国际化的经验显示，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否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重要的不是其做对了什么，而是别人做错了什么。笔者认为，在人民币的国际化重要事项排序中，最重要的是美国和欧洲做错了什么，居中的是中国自身做错了什么。中国要少犯错，同时还要努力做正确的事。
少犯错的第一个体现就是人民币汇率问题。一个基本原则是，汇率是工具，而非政策目标。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是改革任务之一。
少犯错的第二个体现是，遵循市场化的先后次序，谨慎开放资本账户。在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中（或之前），逐步建立风险隔离和缓冲机制，针对不同性质的资本流动（流入和流出），有的放矢，稳步推进，结构化调控。当然，调控政策也应该以市场化为主导，一个可选的措施是托宾税，尽量减少量的措施和行政干预，因为实证经验显示，市场化的调节措施造成的扭曲较少。
所谓正确的事，笔者认为，由于当前货币体系的僵化和弊端，走数字化之路，无疑是一个正确选择。纵观货币演化史，从商品货币到信用货币的演化，货币自身的价值属性不断向交易的便利性妥协。然而，带着降低交易成本之使命而降生的货币，反而成了增加交易成本的源头之一。这不仅体现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交易活动中，还体现在金融危机、安全性和保密性上。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美元”体系——在便利交易的同时，也加剧了全球经济和金融的结构性失衡。至今，“特里芬难题”仍未解决。中国央行若率先发行数字货币（DC/EP），或许是一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可行的方式，因为这会提升交易的便利性。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技术要素并不是人民币能够成为国际货币的主要因素。
笔者认为，央行发行数字货币，更多的是着眼于国内因素，因为这是大势所趋，而且数字货币确实有诸多优势。而人民币国际化，更多时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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