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最后关于超级智能城市的七个反思，值得思考：1、超级智能城市不能缺乏自上而下的有效总体战略规划。 2、超级城市不是大规模复制品。3、超级智能城市不能局限于某些模式:早期的智能城市建设以政府独资模式为主，随着企业的 深入参与，未来智能城市建设将呈现多种模式并存的局面。 4、超级智能城市平台不能造成数据孤立。 5、超级智能城市不能被动应对数据安全:超级智能城市数据安全防御将借助新技术，从被动防 御转变为主动防御转换并实现持续监管。 6、超级智能城市不能缺少政府、实施企业以及公众三方共同参与合作。 7、超级智能城市不能缺乏持续不断的创新。
从城市化到城市智能化再到超级智能城市
▲全球城市化趋势(%)
城市化/城镇化（本文不区分二者）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全球城市化进程中，欧美拥有先发优势。
中国1949年的城市化率仅10.64%，在政府多年系统性城镇化战略大力推动之下，2016年城市化率达57.4%，成为全球城市化率增长最高的国家。
城市化的进程对城市经济、资源利用、生活质量、时间成本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而随着城镇化以及人口不断增加，全球各地城市管理者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城市化进程中的七大挑战
为解决城市发展难题，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基于先进信息技术（射频传感技术、物联网、云计算、5G等）的城市智慧式管理和运行，成为出路。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各国不断大力投入建设智慧城市，投入金额逐年升高，预计将在未来五年内达到高峰，特别是在亚洲等国家，由于拥有后发优势，在智慧城市建设上有更大发挥的余地。
▲全球“智慧城市”投资金额
除了能够解决诸多“城市病”，智慧城市的建设还将极大地带动包括物联网、云计算、三网融合、下一代互联网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智慧城市对医疗、交通、物流、金融、通信、教育、能源、环保等领域的发展也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还能扩大内需、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给城市带来实际的效益（GDP增长，失业率降低，生活质量以及安全健康提升等）。
目前全球已启动或在建的智慧城市已达1000多个，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智慧城市建设最为火热的国家，智慧城市已写入国家战略，投入大量资金，在建智慧城市数量（500个）远超排名第二的欧洲（90个）。
▲全球智慧城市部署
在中国，无论是特大型的一线城市，或是中小型城市，皆有智能城市项目落地，试点数目线性增长，并且已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等多个智慧城市群。
国务院参事仇保兴曾表示，智慧城市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城镇化战略部署的具体任务，也是扩大内需、启动投资、促进产业升级和转型的新要求。
▲中国智慧城市进程示意
尽管发展态势良好，然而当今大多的“智慧”城市并不能称作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城市，无论是从战略，设计建设，运营，维护等多维角度来看，都有拥有诸多的缺失，难以释放出一个城市智能化之后所真正具备的价值与潜力。
为此，中国“十三五”规划中又进一步提出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的新要求和新目标，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建设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新型政策机制和创新发展模式的智能城市：开放、共建、共享，服务均等化，城市特色化。
德勤指出，在未来，传统的“智慧城市”将朝着“超级智能城市”方向发展。
超级智能城市是传统智慧城市的强化版，具备六大关键要素，涵盖六大领域，跳脱传统建设思维，更好的利用人工智能与数据，更加依赖于智能决策，减少人工干预，在不同领域能够更开放更融合。
那么，中国现有的智慧城市发展到什么阶段了？这些城市距离理想中的超级智能城市还有多远？
为量化智慧城市/超级智能城市的发展阶段，德勤从以下四个方面给出了评量标准并对中国城市的智慧化程度进行了排名：第一，是否有长远的战略规划；第二，是否有足够的技术基础建设支撑； 第三，覆盖的智能领域是否够广够深；第四，城市是否拥有源源不绝的持久创新能力。
▲超级智能城市评量依据
如何打造超级智能城市
九维框架
▲超级智能城市能力框架
面对众多挑战之下，当今城市管理者若想要突破传统智慧城市的禁锢，且逐步转变升级成“超级智能城市”，需要在建设过程中思考九个能力维度框架：
1、战略层面
超级智能城市需要策划者们敢于跳出框架，制定差异化战略，运用战略和技术应对困难并抓住机遇，聚焦城市在长期和短期由资源带来的价值，平衡供货商技术需求，改变破坏性技术的不可预测性。
2、数据层面
精细化数据源（大量传感器）的多样化将帮助城市深入了解社会挑战（例如可持续性，流动性，健康和安全），获取实时交通流，能源流，污染信息，整合从未加以联系的资源。
3、科技层面
数字化与先进开放的网络（固定宽带网络、移动宽带、物联网）是超级智能城市的基础设施，此外，大量多任务传感器，及其相互间的协同工作，对应的成熟的物联网平台软件（对传感器加以控制）都是必须。
4、能力层面
颠覆性科技的使用需要新技术和能力的支持，尤其是与数据相关的技术与能力。超级智能城市需要大量的“数据科学家”，需要了解人类行为机制的专家去转变人们的行为。
5、开放层面
为了获取更多创新想法，智能城市需要开放性，敢于尝试并承担可量化风险。智能城市需要不同政府部门和股东的新型协作模式，并在智能城市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吸取失败的教训，从中总结经验。
6、创新层面
正确的合伙人才能催生出有效率的生态系统，创新，精通技术和执行能力也是必要条件。这是世界大城市之间的“人才战争”城市应当专注于适合城市长期发展的人才类型；劳动力市场转型需要新的工作和商业机遇，城市战略需要招商引资，转型升级需要新气象。
7、生态层面
智能城市需要政企生态系统合作制定智能解决方案。政企生态系统中并没有自上而下的管控， 相反，它能够提供单个部门不能实现的创新解决方案；政企生态系统中，政府的角色是发掘缺乏有效资源驱动的潜力领域，并且积极联合通常不会在新的创意生态系统中共同工作的各方。
8、方案层面
智能城市应该投资颠覆性技术和人力资本两大领域。技术创新应该与社会创新相结合以创造出可持续发展的方案；智能城市从可迅速有效扩展的、局部小规模的实验性阶段开始，以从中学习经验优化方案。
9、安全层面
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安全可控是持续发展的基础要求。智慧城市发展中，网络安全，信息数据安全和应用系统安全需要得到保障；能完成主动监测和实时防御的网络安全技术体系和集指挥、管理、处理为一体的应急解决平台是智慧城市信息安全的发展目标和方向。
四步行动
◆打造超级智能城市的“行动四部曲”
有了上述新思维，就可以着手打造超级智能城市的“行动四部曲”。在这段发展历程中，城市从早期成熟阶段发展到完全成熟发展阶段。
▲九个框架下的“行动四部曲”
七个反思
1、超级智能城市不能缺乏自上而下的有效总体战略规划。
▲设计总体战略时需要思考的四个维度
以往的智慧城市规划与分析建设错综复杂，而超级智能城市建设则拥有战略规划→系统分析→建设工作→实施后评估及优化管理，层次分明的架构，自上而下的包括建设资源、管理对象、支撑技术、保障政策与制度、必要的运营管理组织架构等。
2、超级智能城市不是大规模复制品。
▲基于城市群模式的智慧城市方案
一些地区未考虑本地区的优势与劣势直接套用国际或企业提供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无法针对当地企业、民众需求。 随着政府对于超级智能城市建设认识的加深，根据自身优势（特色、资源等）因地制宜的建设方式将成主流。
3、随着企业的深入参与，未来智能城市建设将呈现多种模式（政府独资、政府投资企业运营、政企合资、企业独资、PPP模式）并存的局面。
▲新型智能城市的五大运营模式
在早期的智能城市建设中，政府独资模式最为普遍， 其主要原因在于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各领域进行数据资源共享以及协作，特别是政府以及各事业单位之间。
未来，企业的参与会减轻政府财政压力，提供运营管理经验、专业人才等资源。预计随着各级政府通过颁布规划政策为企业参与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企业参与程度将进一步加深。
4、超级智能城市平台不能造成数据孤立。
▲企业通过提供技术支持推动智能城市建设中政府部门数据的融合与存储
当前各物联网平台处于孤立分离状态，各领域数据割裂。随着技术与政策推进，未来数据孤立将被打破，未来的物联网平台连接将更加全面，增强了数据收集功能，各领域数据将融合，从而真正创造了价值。
5、超级智能城市数据安全防御将从被动转变为主动并实现持续监管。
▲互联数字系统对数据安全性的需求越来越高，智慧城市战略必须包括网络安全的相关概念
随着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在安全领域的应用，数据安全防御将从被动型防御（通过事后防御策，在发生安全问题或发现安全漏洞后在系统中升级病毒库并对漏洞进行修补），转变为更为高效、迅速的主动型防御，并对安全防御技术与管理进行持续性监管。
6、超级智能城市不能缺少政府、实施企业以及公众三方共同参与合作。
▲政府、企业与公众三方角色
当前智能城市建设以政府为主导，实施企业为主力，而公众参与度较低。未来，政府将从主导者转变为引导企业建设，企业则从参与者转变为主要的推动者，承担大部分项目，公众的参与度也通过完善参与机制而得到提升。
7、超级智能城市不能缺乏持续不断的创新。
▲北京、上海、纽约、伦敦的城市创新实力对比
欧美国家超级城市创新体系（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孵化园&科技园、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较为完善。中国现有的超级智能城市城市虽已具备良好的创新机制，但未能把所有主体调动起来。
智慧城市契合了我国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从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战略性技术出发指向智慧化、信息化的城市管理和运行，对扩大内需、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被写入国家战略。随着试点城市的逐步展开，德勤指出，2018年中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将达6504亿元。
